《史记》的语言艺术

二、《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语言的生动是指其仿佛具有了生命特征，它是一个有机体；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能打动别人，感动别人，使读者为之所动容，动情，动心。当然生动性与形象性相关联，而且这种形象性是生命体“美的形式”。
　　（一） 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同时也是艺术性著作。艺术是趋向生命的，而艺术的媒介本身就是形象。《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从语言自身来说，表现于语言的有机整体性，表现语言对事物的统摄力上。这种语言之中包含着作者对天地万物的情感、哲思（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也就说，读者在阅读文本当中，首先会被吸引，情感为之而兴起，完全陷入文本所营造的天地之中，忘却自身。《史记》语言的形象性表现在用语言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中，形象性的基础应当来源于想象（想象是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能力）。作者通过想象形成最完美的文本，而读者在阅读文本中，通过想象达到对艺术最完美的接受与领悟。如荆轲刺秦，易水送别的场景。
　　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在读这一部分时，动容动情动心。这一部分能代表《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最能打动人的是这个场合之下的慷慨死别，荆轲的必死而不悔的雄心与胆略。最具有形象性是“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语言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的每一个读者。
　　（二）《史记》生动性与形象性语言形成的原因
　　我们前文，在论述语言的强大气势时，已基本论述了形成语言生动性的原因。
　　这里主要论述形象性的原因。形象性其实是象的问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6]任何工具都是局限的，都是特殊的。所以说有限的工具想要把握无限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正常是表明语言的有限性。那么如何来表达那些语言无法进入的领域呢，在中国哲学中，就找到了“象”，《易·系辞下》里提出“立象以尽意”。
　　当然在艺术当中，这种形象是典型性形象，在一般当中有特殊，在特殊当中也着一般。这种形象融铸了作者的思考、情感、意愿等等。它在特殊性中有种向外扩及的性能，具有鲜明性同时又是多义的。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形象感。
　　形象，简单而言是象，其来源是现实的人生。在创作之时或之前，它们以一个个表象存在于作者头脑当中。这种能力的获得当然与作者的生活积累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了自己二十岁后出游地范围，遍及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追寻历史遗迹，饱游饫观。对历史文化，民间传说等等有亲身亲历的体验与收集。形成丰富第一手资料，有着鲜活的生活信息，当然也着丰富的形象在其中。
　　三、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化
　　这里所说的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主要指司马迁能根据不同的语境调整语言表达的方式，以期达到与有关内容相融合。而不是一种表达方式始终不变，这种表达方式的变化是因内容而变的，形式即是内容，有时内容即为形式，二者不可完全分开的。
　　（一）长短句式的变化
　　从修辞学上来说，句式也有多种。但有一种最基本的分法，那就是长句式与短句式。二者各有千秋，长句式意义完备，利于表达意思丰富的内容，但是节奏缓慢，如《孝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长句子把所赐对象及所赐之物还有东西的多少，说得很是清楚。而短句式灵活多变，长于表达快节奏的内容，如战争等，但意义具有片段性。前述的“破釜沉舟”的事例可以作为短句式的代表。
　　（二） 雅言与俗语的交替
　　所谓雅言， 雅者，正也。首先符合主流文化要求与意识形态，也可以说由主流文化而形成的。主要运用于正式的场合，如仪式典礼等。这类语言对于国家政治来说是很重要的，只有“正”的事物才可以长久。从中国传统思想上角度来说，儒家思想是极强调“正”的，对于名来说，要有“正名”，对教育的目的与理想来说，要成为正人君子。就是文艺思想也是如此，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史记》中有大部分都是用的这种“正”与“雅”的语言。但是这种具有“正”形式的语言，有时因为语境变化，而显得不够灵活与形象。这也是事物的两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与雅言相比，俗语来自民间，来自方言，有着生活的原始气息。有时在表情达意，描写人物中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会显得有些粗野，不够“文”而已。所谓的“文”趋向于精神，而“野”趋向于欲望。俗语适用的语境应是民间，适用的对象是文化修养低，粗俗之人。
　　我们以《史记·陈涉世家》为例，可以看出，无论句式还是措词，开头第一段是标准的雅言；而“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一段，文中则多用俗语。前者表现陈涉的高远之志与非凡的人格。而后者表现了其他庸耕者的俗气，没有见过世面，粗俗不知礼节。特别是“遮道而呼涉”，形象传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两种语言各有其妙，显示了司马迁驾驭语言高超能力。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人提出“张力说”，其大致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相持而又相斥的力量图式。我们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史记》当中存在着多层的张力。有长短句交替使用形成的张力，也有雅言与俗语之间形成的张力。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张力来源于词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关系。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也是很常见的。
　　《史记》作为一部具有艺术色彩的历史著作，其艺术价值可以从许多角度来阐述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其语言具有强烈而豪壮的气势，这种气势与作者的自身学识、思想、经历等，与当时伟大的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内在来说，这种语言具有生动性与形象性，生动性与形象性是所有艺术语言的共同之处，但是就《史记》而言，有自己的特点。它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融在宏壮的气势之中，融于语言自身存在的张力之中。它们三者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形成《史记》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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