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狂”作为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体现
尘务,遇利欲则气昏,遭祸变则神怖,是心不狂也。
屠隆从“心”和“形”两方面进行分析:“心狂”指超越社会世俗,寄寓宇宙,睥睨权贵,高蹈于世的思想状态;“形狂”则从外貌入手,指“呼垆轰饮”、“散发箕踞”等,无所顾忌、率性肆意、与社会礼法格格不入的言语行为。比照而言,杜甫显然是典型的“心狂”者,而李白身上则“形狂”更为突出。
对于文人之“狂”而言,由于不同时代的文论者所关注的层面各不相同,不同立场的理论家对其理解也有一定差异,因此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通过梳理,将传统文人之“狂”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病态之“狂”
《说文解字》把“狂”释为“人病”,《黄帝内经》中亦多次提到“狂”病。从医学角度来看,狂是一种精神病学方面的疾症,多是心理受到强烈压抑的结果。由于文人通常具有异常敏感的思想心灵,最容易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动荡迷乱,最易产生人生困惑和精神负担,因此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与颠狂病发生联系的群体。
徐渭是这种病态文人的代表,袁中郎《徐文长传》称其: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八寸余,竟不得死。……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作为一个在创作上很有成就的文人,徐渭曾在《海上生华氏传》中对自己的狂病有所记录,把自己“激于时事”归于疾病所致。徐渭长钉贯耳、出于猜忌砍杀其妻的极端行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行为心态,显然与狂病有关。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疯狂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西方论者对此多有关注。他们认为“狂乱是赎出智慧的代价”,“不仅没有疯狂的人类存在不能理解,而且如果它不在自身中含有作为自由的极限的疯狂,它将不是一个人类存在。”超常的精神状态是形成独特艺术样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人甚至“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对于文学艺术而言,精神变态的作用十分显著,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变态扩充了意念、情感和思维的丰富性,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袁宏道论及徐渭的创作,称“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这种独特艺术风格与狂病的精神状态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历史上像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