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贾宝玉：相悖互依，逆向同归

文学首先是美学，从审美角度看，《红楼梦》和《******》的两个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正是对立的两个极致：一个美哉善哉，一个大丑大恶；一块晶莹灵秀的美玉，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一边是醉人的诗意芬芳，一边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他们除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难道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
　　有的。
　　对“礼”的挑战和背离
　　中国古代的社会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礼。荀卿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真是大哉礼也！什么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敬天法祖、劳心劳力，等等，所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一切规范，都由它作为最高象征体现出来了。由它所规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会，真是雍穆庄严，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后，这“礼”又进一步僵化为“理”，“存天理，灭人欲”，面孔愈加森严起来。可严酷并不意味着有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随着都市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民阶层，正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而《红楼梦》和《******》正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产物。
一反古代文学的雍穆庄严和文质彬彬，《******》洋洋百万言的大作渲染的却是“酒、色、财、气”——尽管作者经常在行文中间向人们进行着劝诫“酒、色、财、气”的说教，特别是“色”与“财”，也即物欲和肉欲，则更是小说的描写中心。一边要“灭人欲”，一边在张扬人欲，作者的主体追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且勿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着反传统的意义。它是邪恶的魔鬼，但却亵渎着传统的神圣殿堂。固然，暴露权贵或为富不仁的“人欲”，是进步文学的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之异于其它者，其主人公靠着金钱的力量起家，靠着在商品流通中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不断扩展力量，由一个市井浪子逐渐变为山东屈指可数的暴发户大官商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他的地位与欲望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膨胀而膨胀，直到最后纵欲而身亡家败。作者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胀与实现的过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则在渲染，而在潜意识上和实质上则在欣赏着这“欲”，它的形象蕴涵与主体倾向都异于它以前的文学，包括《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内。从审美的角度视之，这种“欲”的大肆渲染与张扬无疑是一种“丑”，故尔四百年来，人们称之为“淫书”，总是对之大张挞伐，而旧时代的推崇者又往往从封建伦理出发曲为之辩：大家都弄颠倒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反传统价值难道不是与它的“丑恶”有着互相依赖之处吗？
　　无独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经常出面宣扬的是“空”与“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辐射出的却是“色”与“热”。——真是地道的“红外线”！然而它却不是“金瓶”之“色”，这“色”与“热”可以归结为一个“情”字，它是贾宝玉终生追求身体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这一形象迥异于其它的根本所在。“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个“古今不肖第一”的贵公子，他对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诗礼世家，对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文采风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对其总体已经产生了怀疑不满，感到厌倦了，那以“礼”为规范的一切，他已经觉得“无情”了。宝玉是个蹩脚的理论家，但却是一个对时代风气感受敏锐的诗人。他说不出，但却感受得到，他感到“礼”的不合理，提出一个“情”字以取代它。这“情”，来自人的“气质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种“欲”，一种以美与善的形态表现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体贴”与“意淫”，他的“爱博心劳”等等，朦胧地体现了自己与他的同道者的个性解放的最初意识。也是凭直感，贾母感到孙儿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女”范畴；贾政则感到儿子有“酿到弑父弑君”地步的危险性。“圣人千言万语，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与《红楼梦》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分别从美与丑、从善与恶两极、从情欲与肉欲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这个课题，对于千百年来以“礼”为标志的旧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量。
　　价值观念的更新
　　传统的价值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克己复礼。它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压抑自我，神化外在；一个是重义轻利，崇尚形而上，贬损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纳入封建的宗法等级规范中去，大量制造着清教徒，培养着奴隶主义。不光奴隶们要低眉顺眼，即使是士大夫阶级们的人生价值的最光辉的形式“修、齐、治、平”，也必须在“非礼勿视听”中去实现，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规范而不逾矩，对上保持着“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状态，比起“立功”来，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在《******》中这种价值观念开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铜臭淹没了传统的圣光和迷人的诗意，市民社会不再对“克己”感兴趣，现世的物质享受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而这目标又必须通过自我努力与竞争，通过获得金钱去实现。一个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钱，可以轻而易举地跻入上流社会，当朝太师太尉、皇亲内臣、状元进士、抚按科道、府尊县令，都可以使之随心所欲地围绕他转，比起东平、东昌两府的许多穷千户们，西门大官人更显出“有了钱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呢，那只“言义而不言利”、清高绝尘而讳言“阿堵物”的时代过去了，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钱力量的扩张，各种观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价值观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热闹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凑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西门大官人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环境小气候，金钱这一向来被视为俗而又俗的“黄色奴隶”，在到处亵渎着传统的尊严，它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等价物；封爵、职官、亲情、友谊、良心、信仰、官司的输赢、女人的贞操，无不可以买卖。西门庆物色小老婆时，固然重视色相，但更重视金钱。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富孀，她们的财产对西门庆的事业的更上一层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统不同是，西门庆不是拉着女人的裙带起飞，而是凭借妻子的财富而扶摇。白乐天时代的乐坛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为不幸，可《******》时代“少女嫩妇”的孟玉楼，却不愿做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宁愿给富商巨贾“作小”。时代精神的变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银子，要命怎的！”──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西门庆虽然使银撒漫，但当黄三李四送来利钱时，他拿了“黄烘烘的四锭金镯儿心内甚是可爱”，而且还特地“抱到瓶儿房中”，不惜冰着未满周岁的官哥儿，“叫孩子手儿挝弄”。人间的一切，都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张竹坡在98回书前批道：“见此辈只知爱钱，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钱是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发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这种“金瓶精神”标志的正是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无论是“兼济”还是“独善”，都必须“克己”；而西门庆则不同了，他正凭借着对金钱的占有而进行着自我扩张：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褚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过这个“自我”，不是永恒的人性，也不是觉醒的潜意识，而是逐步扩展的金钱力量的人格化。金钱的人格化，与人格的金钱化，正是两位一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