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自由的历险》

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理念，它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先驱们的重视，却忽视了虽然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因素促成了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需要，但这种思想并非是我国社会发展浸染而出的成果，若要把它成功运用于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并非易事。这也是后来出现王韬、洪仁玕等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是“后天失调”的。上文中提到作者关于三重矛盾的观点，这三种矛盾交相织错，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悲剧的产生。中国近代史自由主义的传播实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是学界领袖，严复则是报界领袖。他们分别寄希望于“改政体”和“开民智”，但他们的心理期待却同样是希望中国摆脱贫弱的现状。他们接受并信奉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即必须站在官方秩序之外），却又深受中国既定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办报办刊来避免入世而丧失思想立场的后果。但是，自由主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个体自由又焉能彻底从国家富强的功利胁迫中彻底剥离出来？私以为，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具有特殊意义，更多体现出的是其工具性意义，自由主义成了他们所企望的“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道路的功利性法宝”，为实现“国富民强”而服务，并始终让位于“国富民强”。晚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心理期待其实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形成的内在伏笔。
　　但是，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悲剧”观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者在追求自由主义并试图用自由主义来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闻观点和办报思想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仍然极具指导意义，甚至现今的媒介依旧没有做到。如王韬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提出要对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始终怀抱批判和警惕的立场，这不仅是当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的难得品质，也是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下，众多媒体所缺少的清醒的判断和导向。在2010年的“缝肛门”事件中，事件初期众多媒体在社会既成舆论的影响下，对事情进行一边倒式的报道和批判，就是缺乏这种品质的体现。再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要“使忠奸皆置于‘独立’的新闻监督考评之下”在现今仍具有启示性意义。
　　再者，先驱们对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是建立在对国家富强的极度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