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861年后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民福利状况

00银卢布，这一俄亩的租费是一年15—30卢布。此外，农产品大量出口，国家又对进口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使得农民必须为购买制成品支付高额款项。此外，1894年起国家实行酒类专卖;1895年又开始控制甜菜生产，使其价格人为拔高。这些都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五)地主、官吏、高利贷的重重盘剥。地主索取高额赎金和地租、国家税收。地方长官可能随时夺去农民辛勤耕作的土地，并控制通行、严惩欠税和犯罪。这种影响之大无怪乎哥萨克顿河区的当地人称他们的长官为哥萨克的皇帝。农民的困境给高利贷者带来生财之道，他们对农民课以二成、五成甚至十成的利息。为帮助农民购买土地而建立的土地银行到头来也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 　　综上，1861年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放农民、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反而使其生存环境更为恶劣。“1861年的分地造成的不是自由的独立农民，而是在同一个‘老爷’即地主的土地上受盘剥的佃农。” 　　四、结语:农民与俄国革命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生活并没有因为1861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得到改善。农奴获得部分自由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进步”却是以巨大的社会不公换来的。贫农生活更加艰辛，负担沉重，境遇悲惨。世纪之交的农村日趋贫困，19世纪90年代后期，1 /5应征兵员体检不合格人口。人口死亡率为35%0，居欧洲之冠，且农村高于城市。这一切，使俄国社会自1861年起就动荡不已，终于导致了1905年的大革命。直到1912年还占俄国人口86%的农民，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中翻云覆雨的重要力量。斯托雷平说:“俄国的前途取决于在下一次革命危机爆发前，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农民的不满。”然而，虽然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斯托雷平却试图通过扶植富农、制造与既存秩序有利害关系的农业产业主阶级来维系专制政府，这种努力也必将归于失败。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正是凭借对农民需求的敏锐把握和对工农群众的有效组织，保证了俄国革命向前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