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科学：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批判社会史家明确提出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由此开始，这一学派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联邦德国历史学界的核心位置，并且领导其成功转型。虽然之后它既受到传统史学继承者新历史主义学派的攻击，又受到了日常史、妇女史、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潮流的挑战，但是凭着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新，它始终站在德国史学的前沿，无法被完全超越和取代。本文试图从学派组织和学术出版的视角出发，对历史社会科学学派最初的崛起之路进行探析。 
　　一、 一个“中心”： 比勒费尔德大学 
　　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首先是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所创建于1969年的年轻大学被视为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er Schule）“比勒费尔德学派”最早是反对派对历史社会科学含有贬义的称呼，有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照之意。之后，以格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D. Feldman）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开始带着赞许之意使用这一称呼。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学界，尤其是在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关于联邦德国史学史著述的影响下，“比勒费尔德学派”被视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联邦德国社会史”的同义词。。在历史社会科学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上，比勒费尔德大学是第一架云梯。 
　　作为一所新型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改革的浪潮席卷了联邦德国的各个领域。被视为社会现代化之钥匙的教育业从中获益匪浅。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下，高校体制经历了一场大变革，高校规模得以扩大，一大批改良式大学（Reformuniversitt）在比勒费尔德、波鸿、康斯坦茨等地创建起来。这对历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328335，历史系的规模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开来。1975年注册的历史系学生数比1960年增长了近五倍[6]344358，包括正教授、编外教授、讲师、学术顾问和助教等在内的教职人员数则增长了近四倍[7]739。得益于增设教职、简化教授资格获得程序和重组教席结构等历史学科内部的新发展，新的学术思潮赢得了广泛的机构生存空间。回顾历史社会科学第一代社会史家们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一时期标记了一个重要的攀升点。新的机构体制为他们开辟了通往主流学术圈的大道，虽然这条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下，他们几乎都迅速地获得了大学教席，在学界站稳了脚跟。至1972年，已经有23个高校设立了“社会经济史”教席[8]290，而到了1975年，社会史方向的教席数已经达到了49个[6]21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比勒费尔德大学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向新型的社会史敞开了怀抱。在那里，不但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势力对这种新流派发起攻击，而且倡导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广泛进行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新风尚，更是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在那里利用私人关系拓展国内外的人际交往网络，举办重要的学术会议，有更多的机会开展大型研究项目，为学派的发展倾尽全力。
    在这样一种和谐的氛围中，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汉斯于尔根·普勒（HansJürgen Puhle）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这里需要提及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科泽勒克于1960至1965年在海德堡“现代社会史工作组”中任职，1986年当选为该机构的负责人。自1965年起，他加入了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术咨询委员会。1968年，他代替康策成了该校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并且领导历史科学学部委员会，直至1973年历史系正式创办。此后，他一直执掌该校史学理论的教席直至1988年退休。科泽勒克一直强调自己并不属于历史社会科学或者所谓的比勒费尔德学派。鉴于他独特的研究取向，他的确很难归入任何一种流派。但是，他与韦勒和科卡等人交往密切，曾长期担任《历史与社会》的编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他与历史社会科学在理论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在比勒费尔德执教期间，将这所大学建设成了新思潮构建的交往网络中毫无争议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包括韦勒、科卡、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和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 Berding）在内的一个10人左右的团体就在开始思考历史社会科学的纲领[9]77。但是当时他们都在为博士学位、教授资格和大学职位而奋斗，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本有计划地将新学派的构想公诸世人。直至70年代初他们大都开始在大学里执掌教席时，才有能力为创立一个新的学派通力合作。1971年，韦勒赴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系执教。1973年，科卡受聘为该系教授，从此开始与韦勒并肩作战，并且将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当然，韦勒与科卡这两位领军人物的想法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各自的研究目标、工作计划和学术风格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两人在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向上立场一致，并且都在学派的组织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社会史研究中，并不存在一个对这整个领域发号施令的“大脑”，历史社会科学的肇始也并不局限于比勒费尔德，柏林和波鸿同样是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之地。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那里的历史学家们在组织和策略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其他历史学家愿意在很多方面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历史学家保持步调一致[10]15。尤其是在成为《历史与社会》杂志编辑部所在地之后，比勒费尔德更是占据了科学共同体的中心位置，并且为学派成员间一种松散的但富有张力的交往关系提供了保障。包括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 Schieder）、汉斯·蒙森（Hans Mommsen）、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 Kaelble）和克劳斯·泰费尔德（Klaus Tenfelde）在内的众多历史学家以比勒费尔德为联络点，通过各种工作的或者私人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