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科学：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

　　随着鲁佩莱希特出版社逐渐成为联邦德国新兴的重要史学出版社之一，它开始想要像出版《历史杂志》的奥登伯格出版社和出版《历史研究与教学》（Geschichte in Wie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的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Ernst Klett Verlag）《历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于1950年在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创刊，后来出版权转交给了弗里德里希出版社（Friedrich Verlag）。这类传统史学出版业巨头那样，拥有一份自己的史学期刊。这种愿望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毋宁说是出于彰显自身学术倾向的需求。恰好此时，韦勒正在为他们的《历史与社会》杂志寻找出版社。基彭霍尔维趣出版社本是最有希望合作的出版商，因为其创始人之一约瑟夫·维趣（Joseph C. Witsch）与韦勒交好，但他刚巧于1967年去世了。之后韦勒曾与德罗斯特出版社接触，但后者当时正要与保守主义政治史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合作一个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为主题的杂志计划，因此韦勒立刻终止了与其的磋商[9]77。最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韦勒达成了共识，承担起了一份新社会史杂志的出版工作。
    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责任编辑赫尔曼与领军人物韦勒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合作，为当时尚处于年幼期的历史社会科学之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出版社乐于参与历史学家的这种地位争夺战，并且在与其产生矛盾时听从后者的意见。当然，作为回报，它也从急剧变化的历史学界获利。20世纪40年代，鲁佩莱希特出版社还未曾涉及史学著作的出版；60年代，它在历史学家中间也还只是小有名气；而随着与历史社会科学的通力合作，它在今天已经成为德国最受历史学家青睐的五大出版社之一[14]274，310。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联邦德国的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宗教或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表达来划分彼此的界限，几乎没有哪个出版社是因为与历史学内部的某种发展潮流相呼应来建立自己的形象。鲁佩莱希特出版社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出版社形象，其首先与史学内部的某种思潮紧密相连，然后才标记相应的政治倾向。而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在历史社会科学之前，也还没有哪个史学流派与出版商之间建立起如此固定的合作关系并为其贴上自己的标签。虽然随着出版业和史学界的形势变化，双方的这种合作策略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被完全复制，但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表明，出版商作为历史学家在社会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新思潮的表达和传播中发挥的能量绝不应该被忽视。 
　　三、 两个“阵地”： 《史学批判研究》和《历史与社会》 
　　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化”与两大出版物的问世关系密切：其一是《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其二是《历史与社会》杂志。前者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展台，而后者则往往被视为这一学派正式创建的标志。 
　　在《史学批判研究》这一丛书的出版上，韦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中，他是最先获得一定学界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且最早致力于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战友们聚集在一起。他与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格哈特·李特（Gerhard A. Ritter）和汉斯克里斯多夫·施罗德（HansChristoph Schrder）一起担任该丛书的第一批主编。与很多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丛书不同的是，《史学批判研究》不必因为支取出版费而受制于自己的赞助商，它的主编们全权负责出版稿件的挑选、审阅、修改和评价[15]89。由此，韦勒等人给这一丛书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他们的研究取向、学术观点、工作网络和私人关系共同决定了这一丛书的面貌。虽然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博士论文在《史学批判研究》名下出版，但这一丛书却并非专门为此而设，而且韦勒等人也试图通过出版多元化的作品来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博士论文优先”的印象。事实上，在丛书的前20本中，只有5本是博士论文，另有3本是教授资格论文分别是克罗伊茨贝格尔（Wolfgang Kreutzberger）、梅迪克（Hans Medick）、克卢格（Ulrich Kluge）、米尔克（Siegfried Mielke）和屈特（Carsten Küther）的博士论文，以及贝尔丁（Helmut Berding）、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和普勒（HansJürgen Puhle）的教授资格论文。。其余的除了韦勒和科卡的著作外，既有这一学派的支持者沃尔夫拉姆·费舍尔（Wolfram Fischer）[16]、温克勒[1718]和赖因哈德·吕尔帕（Reinhard Rürup）[19]等人的作品，也有这一学派的反对者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20]的作品。之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长长的作品名单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仅涉及了社会史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涵盖了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史学史和妇女性别史等在内的历史学的众多主题，虽然后者所占比例并不大。即便迄今为止，在《史学批判研究》出版的200本书中，只有10本再版，1本出版了第三版，但这无法掩盖它作为丛书出版计划的成功。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公开化的载体，它填补了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进程和社会群体的许多研究空白，为社会史在历史学中安营扎寨添砖加瓦。 
　　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相比，《历史与社会》杂志在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史和整个联邦德国战后史学史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史学全面革新的最显著产物，而且是聚集在历史社会科学旗下的年轻史家构建自身话语权的最有力明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约有130种历史杂志，其中以《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最为权威。而《历史与社会》于1975年的问世，一方面得益于前文所述联邦德国大学中的新氛围，历史系新增的教职人员和学生都是这本新杂志的潜在读者。另一方面，历史社会科学中的那些领军人物当时已经成功地在学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精力和能力创办一份新的历史杂志。《历史与社会》的自我定位是：跨学科地把历史研究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史为中心，同时向学术争论开放[21]。在1974年召开的第一次编辑讨论会上，主编们的预期是每期有900份订户，300份散卖。而情况大大出乎历史学家们的预料，至1980年，已经有1 841份订户，1982年则达到近2 000份的历史最高值[22]7。《历史与社会》迅速成为继《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之后，联邦德国卖得最好的史学专业杂志，成功地赢得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并且在社会史领域中确立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历史与社会》作为历史社会科学实践自我理念、与保守史学流派战斗的阵地，不仅为学派的系统发展设置了一个风向标，而且为批判社会史家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交流平台，帮助其成员们搭建起了一个牢固的、不断扩展的科学共同体网络。首先，杂志的编辑部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在1992年大幅增长之前，编辑部成员一般在15至17人之间，其中包括3位主管杂志日常事务的负责人。编辑们定期召开讨论会1974至1975创刊期间共召开了四次编辑讨论会；1976至1984年，每年召开一次；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商议杂志主导的史学理念，确定具体的编辑政策，独力或合作承担杂志的定刊与附刊的编辑工作，由此他们在《历史与社会》的形象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这些杂志管理与编辑活动，他们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韦勒、科卡、贝尔丁、蒙森、普勒、吕普鲁、席德尔、施罗德、泰费尔德和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为主的更为紧密的交往网络。这些人不但主导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道路，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
    其次，在杂志的作者群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若干特点。第一，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杂志最主要的作者。1975至1999年间，在《历史与社会》上发表正式论文3篇以上的学者共有15位，其中8位在不同时期加入过编辑部。第二，新社会史家们最为活跃的地区比勒费尔德和柏林为杂志提供了有力的生力军。直至1999年，在全部488位作者中，有超过1/4来自于这两地，在最初的五年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3[22]18。这两个地方性网络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当地的编辑人员网络基础上的，他们的同事和学生有机会迅速进入这个体系。第三，《历史与社会》经历了一个不断年轻化的过程。在杂志出版的第一个十年中，作者名单上教授与非教授的比例大约为3∶2，而到了第二个十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1左右[22]20。《历史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两代历史学家共同发声的平台，这代表着历史社会科学在学术流派发展壮大的经典道路上又走完了重要一步：学派的创始人和先行者成功地培养出了下一代的传承者，并且将带领学派前行的重任双手相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