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１９４６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１８８７—１９７５）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１９４８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１９５４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１９５６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２年重返中国，此后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４、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６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１９７１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ＦＢＡ），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１９７２—１９７５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１９７２—１９９０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
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１９３７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 came my conversion,a word I use advisedly,because it wa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to St.Paul on the road to 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为保罗（Paolos），转而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们要领会李约瑟这一比喻的份量和内在含义。正因为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他才５０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灵光显现，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时代的圣保罗。与那些对中国文明持肤浅之见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像古希腊一样有巨大科学财富，而且中国科学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５）］。他指出，从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内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目的是澄清对中国科学的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他决心在后半生全面发掘这个科学金矿，为人类提供一笔精神财富。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写此书另一目的是把人类各个文明都沟通起来，用事实说明各文明的科学有如江河，最终都流归近代科学的大海，而非分道扬镳［（６）］。他还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过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
１．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　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２．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
３．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７）］，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可以说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按总体规划，全书要写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开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册，总共３５册，一千多万字。卷一总论，卷二论中国科学思想及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数学、天文学及地学，刊于１９５９年。卷四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册，均出版。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分十四册，现已出八册。卷六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共十册，已出前二册。卷七为全书总结，共四册，待出。最后还有总索引二册。参与写作的除主帅李约瑟及副帅鲁桂珍外，还有王铃、何丙郁、席文（Nathan Sivin）、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钱存训、库恩（Dieter Kuhn）、白馥兰（Francesca Bray）、黄兴宗、梅泰里（Georges Métailié）、傅汉思（Hans Vogal）、叶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鲁（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郭郛等人，可以说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这套丛书写作持续近半个世纪还未完工，可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确是项巨大工程。李约瑟说，他写这部书必须健康长寿，才能胜任这一“持久战”。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册作了部署，相信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全书会　胜利出齐。已出各册正由海峡两岸陆续译成汉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译本问世。这部巨著是他穷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国科学史探金事业中的艰苦劳动结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一项空前创举，为人类展现了一个过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从昔日中国科学金矿中看到无尽的知识宝藏。实际上这是一部体大思深、结构严密的有关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先前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那样对一个文明的科学文化史作如此广博而深湛研究的，筚路蓝缕，厥功甚伟。就凭这一点，足以使李约瑟名垂千古。
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他从比较观点考察中外科学交流，证明人类各文明区的科学技术不是彼此隔绝，而是相互沟通，因此他的书不只专讲中国，还触及古希腊、中世纪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伦，甚至还有美洲印第安地区，他用一连串事实在中国与这些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各个民族的科学创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贡献，但中华民族的贡献较为突出。虽说近代科学首先于１７世纪在西欧兴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等其他文明区的科学注入，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因而近代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为某一文明所独有。他在论证中国对世界科学贡献时，以崇敬和爱戴的心情捍卫了中国人对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将中国科学文化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位置，这就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过去被严重贬低和误解。为此他应得到所有中国人的感谢。中国人民因有李约瑟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过他这部书可以从中国科学史的视角看到世界科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地区的文明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按中国有机论哲学模式描绘的一幅世界科学的发展蓝图，也可说他的书是在世界科学发展中向各方向辐射并从各方向受辐射的一部动态的中国科学史。他在系统阐述中国科学成就后，自然进入解释这些成就何以出现的理论领域。中心议题是说明，当中世纪欧洲处于长期黑暗时代之际，为何中国能在亚洲发出如此灿烂的科技之光？与此相关连的是，当觉醒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兴起近代科学时，又为什么传统中国科学没能实现这一突破？他从四十年代起便决心探讨这些难题。为此他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学史，理清各自发展脉络，找出双方异同点及优缺点，又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语言逻辑、地理环境各因素影响，作内史与外史的交叉研究，导出一系列独到见解。他在中国科学史探讨中所发展的许多理论概念，对一般科学史而言也是有启发性的。自然，他的书也为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科学史提供了范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目前正酝酿中的多卷本中国科学史，即以李翁大著为楷模。《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考证精密，他所导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系统整理并发掘中国科学遗产，使各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这项工作十分艰难。由于过去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而对中国科学成就严重低估，李约瑟的书将使很多人对中国重新认识并发生观念上的根本改变，这是用千军万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扬和传播中华科学文明方面的功勋，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其影响将是持久的。可以说他这部巨著是２０世纪世界重要学术经典。他已在当今国际文化史领域内掀起一股台风，横扫以往一切陈腐的中国观，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视。他的书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lol，１２５４—１３２４）游记当年出版时那样，帮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旧大陆另一端东方大国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为皈依华夏文明的新时代圣保罗，李约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书在中国起到使亿万人精神振作、奋发进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遗产，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发明发现，通过我们现在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会使祖国科学腾飞，步入世界先进之列，为人类再作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约瑟直到临终前一直坚信的。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从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财政拮据，但仍矢志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规模，谈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体不好，后又卧床不起。李约瑟一边照料太太，一边紧张工作，以致他腿部关节炎一直无暇就医。１９８７年李大斐不幸辞世，李约瑟失去伴侣，而自己行动也越益困难。两年后他与鲁桂珍喜结良缘，也是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最终归宿。但婚后刚两年，１９９１年桂珍又继而谢世，使约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后他身体时好时差，已不能走动，靠护士照料。鉴于他的学术功勋，１９９２年６月，英国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 of Honour勋位，意即荣誉勋爵。虽然如此，他仍希望人们称他为李约瑟博士。１９９０年九十大寿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这当然是他最愿接受的头衔。这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 Bethune，１８９０—１９３９）博士那样是亿万中国人的兄弟。１９９３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在这之前，他已被聘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