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说：“方之三代之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5］康有为则明确指出“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也，是天理字非劲全美者。”［6］此外，他还提倡“民史”，重视“民功”，以民为重。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里所设想的在大同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把此当为解救人类痛苦的一剂良药。他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要启民智、兴民权、开议院等等主张。梁启超也认为，伸张民权是当务之急，因为民权日衰是中国致贫致弱的根源。［7］他坚信：“民权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五洲而悉唯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8］此外他还提出：“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司法权在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9］谭嗣同则更为勇敢地对君权进行批判，积极宣传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君末民本、君权民授、主权在民的理论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认同和发挥促进了民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民众的眼睛为之一亮。在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就曾指出：“‘彻底之觉悟’，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0］ 
　　中国近代思想家从提倡制度的革新到提倡思想的彻底觉悟使民权思想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并成为一种潜在的“国民意识”。他们把民权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维新派民权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 《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P757.
　　[2] 严复.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M]. P23.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 P109、110.
　　[4] 《严复集》第一册[M]. P27.
　　[5] 《时务报》, 1896年10月7日，第8册.
　　[6] 康有为. 《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 P379.
　　[7] 李瑜青. 《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M]. 东方出版社, 1998, P257.
　　[8]梁启超. 《论君权民权相擅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
　　[9]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P12.
　　[10] 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转引自：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M].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