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自得”，一旦被视为在文本中溢生出的东西的找回，就不再具有任意性。解释者的所说是一种重说(resaying)， 这一重说激活那文本中已说出的东西。[22] 

因此，不是我们决定阅读，而是阅读决定我们。如果套用加达默尔的一句名言 “我们就是我们的对话”，利科也许会说，“我们就是我们的阅读”。利科意识到将德文词“Aneignung”译为“Appropriation”时，有可能误导人们更多地从解释者的主观意愿方面来理解文本解释的本质，所以他强调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掌握了自身特定在世存在的主体将他的自身理解的先天性投射到文本上去或者读进文本中去。我的说法与此大相庭径。解释乃新的存在模式的展现过程，或者用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海德格尔的术语，乃新的生活形式的展现过程，这一过程给主体以新的能耐知晓自己。假如文本的所指乃世界的筹划，那么，首先筹划自身的就不是读者。读者【的阅读】不过是自身筹划能耐的扩大，而这种扩大乃是通过获取某种从文本自身而来的新的存在模式时达成的。[23] 

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利科还引进了“反思哲学”(reflective philosophy)或者“具体反思”(concrete reflection)的概念。这一“反思”概念，按照利科自己的说明，有两层相互联系着的含意。一方面，读者在阅读、解释中达到的自我生成并非直接生成，而是经由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间接达成的。通过语言的折射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语言之内阅读、解释，而不能超出语言，随心所欲地阅读与解释。换句话说，解释不是一种“对文本的行为”(act on the text)，而是“文本【自身】的行为”(act of the text)。另一方面，阅读的文本只是中介，而非目的本身。阅读的目的是在读者和他自身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倘若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会舍本逐末。在利科看来，结构主义的语言文本的结构分析与狄尔泰的作者、读者主体心理学分析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分别将“反思”这两端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所以，利科建议将结构主义的文本结构分析视为解释的一个阶段，即说明阶段，而主体的“自得”则是达成任何解释的目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文本的说明(explanation)与解释(interpretation)之间搭起一座解释学的拱桥(hermeneutic arc)，从而分别克服狄尔泰与结构主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