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重说“。第二，尽管在解释过程中某个特定的解释者可能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悬搁”起来，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完全离开了解释者的“孤立”文本。因此，对于同一个文本，就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这些不同乃至冲突的解释并非没有并存的空间，它们构成文本的“实在“，甚至可以说，至少部分地因为这些解释的“冲突”， 文本之为经典方为可能。

六、结语：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 

最后的问题是，倘若一经典文本的“实在”与“意义”随着文本与读者、解释者的关系、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同一个经典文本可以允许几个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存在，那么，什么是文本解释的“真”呢？我们又根据什么来判定一文本解释的“真”、“假”、“高”、“低”呢？例如，就《旧约‧创世纪》的经文而言，究竟是“主宰者”还是“管事者”的解释更“真”呢？再就《论语》中“克己复礼”来说，究竟是何先生的解释还是杜先生的解释更“真”呢？对于这个问题，包括利科在内的大多数解释学哲学家似乎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利科的文本解释理论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什么新的解答，而在于它在其自身中隐含着一条“化解”或“消解”这一问题的途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想区分两个概念，即“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这里，“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中的两个“真”字无疑具有不同的意义。“解释的真”是在知识论的“真理”意义上谈“真”，而“真的解释”则是在存在论的“真相”意义上谈“真”。传统的文本解释理论在解释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困扰正是由于不清或者混淆了这样两个层面上的“真”。而从海德格尔开始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中的“存在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正是从这个问题入手重新奠定了解释概念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海德格尔的“领会”(Verstehen)概念，加达默尔的“效应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概念，还是利科的“自得”（Aneignung）概念都应当被视为是在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