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及这种独特性、本己性的被放弃似乎应当被给予特别的考量,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在谈到亲在的生存状态时选用“本真”(Eigentlichkeit)、“非本真”(Uneigentlichkeit)的概念，以及利科在谈到文本解释时选用“自得”的概念的一个原因吧。 

存在论上的“真的解释”并不必然与知识论上的“解释的真”相冲突。在文本解释中，存在论上的“真的解释”可以被视为文本存在域的开拓和更新，例如哲学史上黑格尔对康德的解释；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朱熹对儒家《四书》的解释等等。一方面，这些解释作为解释的“典范”不断导引、激励着文本存在域的继续更新与开拓；另一方面，一种新的解释方向一旦开辟，它就会在自身的运作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技术性”的要求，诸如正确性，精确性、一致性、融贯性、完整性、有效性、预测性等等。这些要求构成知识论上“解释的真”的判准。因此，存在论上的“真”与知识论上的“真”并不总是同步的，有可能出现存在论上“真”而知识论上不那么“真”，或者知识论上“真”而存在论上不那么“真”的情形。例如，在解释太阳系内天体运行的现象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在一开始提出时，或许并不比传统的托勒密地心说在精确性、一致性、融贯性、完整性、预测性等等方面更为“真“，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人们今天认定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存在论上的“真”，也没有妨碍人们说后来迦利略－开普勒的解释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比哥白尼的解释更“真”以至于对之加以修正。 

虽然存在论上的“真的解释”与知识论上的“解释的真”使用两套判准，并行不悖，但我们在日常的文本解释实践中往往看到，在人们的由解释而来的知识的不同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领域与人文艺术科学的领域；或者在同一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托马斯·库恩描述的科学“革命”时代与“常规”时代，文本解释的判准重点大概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诗歌、文学、艺术的解释评判中，或在科学“革命”的年代，人们往往更注重存在论上的“真的解释”。相反，在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等领域，尤其是在科学发展的“常规”年代，人们会更注重知识论上的“解释的真”。认清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