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所以书写的文本低于口语言说。
利科对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言语和文本关系的传统解释不以为然。利科指出,从解释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关于语言的学说中,不加思索地给予语音以优先地位是大有问题的。一般讲来,虽然所有能写出的就肯定能被说出,但书写一定还可以表明一些“超出”言说的东西,否则的话就没有书写的必要。也恰恰是书写的存在才更多地引出和说明解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利科看来,文本所赖以建立自身的书写阅读关系与言说所赖以建立自身的对话问答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对话乃对话者之间通过言说、问答的直接沟通。与对话相比较,文本的书写与阅读则缺乏这一层直接的沟通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书写和阅读、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时空的间距。由于这一间距,读者在作者写作时,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缺席。利科将这一现象称为文本主体的当下“双重消陨”(double eclipse)。也正是由于这一消陨而产生的间距使得“书写的文本”具有“建设性”。这一间距也我们意识到,应当是文本而非作者或读者占据着理解和解释的中心。用利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书写使本文相应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6]。
这样说来,文字书写,也只有当它逃脱言说的禁锢,不再被视为后者的誊本或赝本,才真正意味着其作为文本的诞生。也就是说,作者的“死亡”同文本的“诞生”是同时的。
有时我想说,阅读一本书就是要将其作者视为已经死去了,将此书视为作者的遗著。因为只有当作者已经亡故,此书的意蕴关联才会如其本然所是的那样完整无缺。作者不再能够响应,所剩下的就只有阅读他的作品。[7]
一旦文本取代了言谈,就不再有说话者。[8]
第二,将文字书写从对话言说的阴影里解放出来不仅标志着文本主体的“死亡”,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文本语言与它所意指的世界的关系的重新理解。我们知道,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通过符号、语句的形式述说关于世界中的某个事物、事件或某种事态。利科指出,语言的这一“关于什么什么的述说”的结构一方面表明语言与它所述说的或者所指向的“世界”之间总有一个间隔、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述说行为本身就是要在这之间消除间距,架起桥梁,从而使“世界”展现出来。但是,利科又指出,在口头对话与文字阅
利科对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言语和文本关系的传统解释不以为然。利科指出,从解释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关于语言的学说中,不加思索地给予语音以优先地位是大有问题的。一般讲来,虽然所有能写出的就肯定能被说出,但书写一定还可以表明一些“超出”言说的东西,否则的话就没有书写的必要。也恰恰是书写的存在才更多地引出和说明解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利科看来,文本所赖以建立自身的书写阅读关系与言说所赖以建立自身的对话问答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对话乃对话者之间通过言说、问答的直接沟通。与对话相比较,文本的书写与阅读则缺乏这一层直接的沟通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书写和阅读、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时空的间距。由于这一间距,读者在作者写作时,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缺席。利科将这一现象称为文本主体的当下“双重消陨”(double eclipse)。也正是由于这一消陨而产生的间距使得“书写的文本”具有“建设性”。这一间距也我们意识到,应当是文本而非作者或读者占据着理解和解释的中心。用利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书写使本文相应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6]。
这样说来,文字书写,也只有当它逃脱言说的禁锢,不再被视为后者的誊本或赝本,才真正意味着其作为文本的诞生。也就是说,作者的“死亡”同文本的“诞生”是同时的。
有时我想说,阅读一本书就是要将其作者视为已经死去了,将此书视为作者的遗著。因为只有当作者已经亡故,此书的意蕴关联才会如其本然所是的那样完整无缺。作者不再能够响应,所剩下的就只有阅读他的作品。[7]
一旦文本取代了言谈,就不再有说话者。[8]
第二,将文字书写从对话言说的阴影里解放出来不仅标志着文本主体的“死亡”,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文本语言与它所意指的世界的关系的重新理解。我们知道,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通过符号、语句的形式述说关于世界中的某个事物、事件或某种事态。利科指出,语言的这一“关于什么什么的述说”的结构一方面表明语言与它所述说的或者所指向的“世界”之间总有一个间隔、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述说行为本身就是要在这之间消除间距,架起桥梁,从而使“世界”展现出来。但是,利科又指出,在口头对话与文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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