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会的公函律令以及他本人的正式文件时，我就经历和体验到了一个如此具有震撼力的，在严格的意义上生死攸关的宗教性过程，而这一经历和体验完全超出了任何人今天的经验之外。……我们根据下述关系就能体验到路德的思想发展：这种关系从全人类的共性浸透到宗教领域，并通过其历史规定，又从宗教领域浸入他的个性。这样，这一过程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他以及他早年宗教改革时代的同仁们的宗教世界。[13] 

狄尔泰在这里谈论自己阅读路德的特别体验当然无可厚非，但他进一步宣称这一体验触及到了“全人类的共性”和普遍性的“时代精神”就显得是一根据不足的“逾越”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里看见了黑格尔绝对主体性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利科不满意狄尔泰这一经由主观解释达到客观理解的立场。利科对狄尔泰的主观立场曾有一非常精辟的概括，他说， 

【狄尔泰的】理解寻求一种与作者的内在生命/ 生活的相契和相同。它试图再造那使作品得以产生的创造性过程。……虽然生活的外在化是更多意味着对自我与他人解释的某种间接和媒介性质，但正是在心理学意义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自我才构成解释诉求的对象；解释总是以生活经验的再生、再建(Nachbildung)为目标 的解释。[14] 

在利科看来，狄尔泰的这种将理解定义为主体间的心灵沟通并将解释视为经由阅读符号、文本为达到理解的一种客观化的途径的说法反映出狄尔泰的解释概念中的心理学主观基础与逻辑学客观目标之间的不谐和冲突。尽管狄尔泰自己在其思想的后期阶段，也不断地尝试摆脱这一不谐，但他始终未能超出浪漫主义解释学主体解释的阴影。关于这一点，加达默尔也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在加达默尔看来，对于狄尔泰和其它浪漫主义解释学哲学家们来说， 

每一次与文本的接触都是精神的一种自己与自己的接触。每一个文本既是陌生的，因为它展现为一个问题，又是熟悉的，因为该文本在根本上一定是可以理解的。纵然我们可能对于该文本所知甚少，但只要知道它是文本、著作、是精神的某种表达就足够了。……历史中的一切东西都是可理解的，因为一切都是文本。[15] 

如果说对狄尔泰的理解解释理论的批评思考构成了利科文本、解释理论的重要背景来源之一的话，他对当代结构主义的有关文本结构的解说理论的批判性的分析就应当被视为另一重要背景来源。与狄尔泰强调解释的主观方面，强调作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