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

胡戈·奥特（Hugo Ott）在《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形成之中的传记》（Frankfurt：Campus Verlag，1988）的第74页以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曾深深地被“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吸引。 

　　[3]由于我没有篇幅在此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所以我只是简单地指出，我将把“Bedeutung”及其同族词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而将Sinn及其同族词译为“含义”（meaning）。海德格尔在所引段落中提及的“准备性的工作”与将自然语言转译为逻辑形式（如表征符号）的任务有密切关联。这就出现了海德格尔与符号逻辑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在此不讨论它。在1912年的逻辑评论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了罗素和怀特海，他要争论的只是这种“逻辑斯谛”并不能通达“真正的逻辑问题”，即“[‘对逻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可能性条件何在”的问题（《全集》1卷42-43页）。 

　　[4]海德格尔的重构部分地奠基于[《理论语法》一书中的]“意义的形态”（De modis significandi）这一章，后来这本书的作者被证明是埃尔富特（Erfurt）的一名司各脱主义者托马斯，而非司各脱本人。由于考虑到它的问题历史的方式（《全集》1卷196、399页），这一出入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影响甚微，所以我将继续在文章中将它指涉为“司各脱”。 

　　[5]于是，正如曼弗雷德·布莱拉克（Manfred Brelage）在其“先验哲学和具体的主体性”[载《先验哲学研究》（Berlin：de Gruyter, 1965, 72－230）]中已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计划可被看作他完善或超越一种形式的“客体逻辑”（这种逻辑是关于有效知识的原则的）几次努力中的一次，它们具有晚期新康德主义特征。在为批判的认识论寻求背景的这些努力中，除了海德格尔的努力以外，布莱拉克还探讨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晚期那托普的《思维心理学》、R·赫尼希斯瓦尔德（R. H?nigswald）的《单子论》和N·哈特曼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论”。 

　　[6]伊曼努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译（London：Macmillan，1968），98（A59/B84）, 100(A62-63/B87)。 

　　7同上，97（A58/B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