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

dquo;一词的用法，比较一下拉斯克早已使用了的而海德格尔将会使用的明确表述（如LP 21, 46, 117, 121页）。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和逻辑学的无家可归性”（Lask, Heidegger, and the Homelessness of Logic）, 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3/3(1992) 卷222-39页。 

　　14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并没有把范畴看作思维的心理形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将范畴理解成了有效知识的形式原则。然而，拉斯克拒绝承认这种关于知识的提法，对他来说 “认知”蕴含着一个认知主体。被称为“有效性”的实在样式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拉斯克试图界定的，而非定义式地设定的，虽然如下文所论，恰是在此海德格尔发现他失败了。也参见前面所引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一文。 

　　15要对拉斯克心中所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入他对体验（Erleben）和认识(Erkennen)的区分，并对他的“功能形式/质料”的区分进行阐释。本文的当前目标更为有限，但可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和先验逻辑观念”，载罗伯特·苏克罗维斯基（Robert Sokolowski）编著的《胡塞尔和现象学传统》（Washington，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88, 63－85）。 

　　16虽然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证明，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心理主义的还是先验的这个问题早已被解决了，“先验的-逻辑的解释受到了偏爱”（《全集》1卷19页），但是心理主义解释的依然存在正显示了康德思想（如“综合”思想）的一种不清晰性。拉斯克无论如何也没完全解除康德的心理主义（LP，243-262页）。人们知道，大约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已对康德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条对康德进行现象学解释的道路（《全集》25卷6页）。参见丹尼尔·达尔斯托姆（Daniel Dahlstrom）的“海德格尔的康德式转折：对他《纯粹理性批判》的评论的注释”，载《形而上学评论》45卷（1991）329－361页。达尔斯托姆没有涉及海德格尔在早期作品中对康德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