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切身体验才能演得真实

但凡戏曲演员演现代戏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把现代人物在舞台上表现时会不由自主地将其“古装化”。这是因为，戏曲演员平时在舞台上扮演的大都是古代人物，对现代戏的表演比较陌生所致。特别是地方戏曲演员，平时演现代戏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旦排演现代戏时，就会脚手受缚，不知所措。笔者认为，现代戏是反映近时代的生活，戏曲演员要在舞台上演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得有切身的生活体验。特别是演现代小戏，由于小戏受剧情的限制，提供给演员的表演信息有限，如果没有去切身体验，根本无从入手，稍有不慎，在舞台上很容易陷入尴尬境界。
　　现代小戏作为一个新的戏曲表演种类，曾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淡出戏曲表演舞台。事实上，小戏本是与老百姓十分贴近的艺术。相对于小品，小戏更富于生活气息和田野情趣，在朴素的歌舞和逗笑中寓教于乐；相对于传统折子戏，小戏独立创作，独立编演，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贴近时代，更富于原创性。
　　《公章记》是一出批判官僚作风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莆仙现代小戏。故事讲述新世纪初年，农民张老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招工盖公章过程的遭遇。批判现实社会那些官僚作风和不良风气，揭露“韩兆才”之流，利用人性的弱点，唯利是图的丑陋行径。作者想通过小戏，教育人们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实惠的同时传统价值观的缺失，通过小戏的演绎，去迫切呼唤一种道德精神的回归。
　　既然《公章记》的故事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那么演员就得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去切身体会小戏里人物的遭遇，这样才能演得真实可信。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笔者拿到剧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机关各个科室观察，发现很多基层政府机关部门的办事人员的确存在不小的官僚习气，官话套话连篇，工作效率低下，相互推诿成风，该办的事不给办、拖着办的情况普遍存在。不按章办事，讲人情，讲实惠已成为新时代的官场陋习，造成官民严重隔阂、对立。所以，剧本中张老伯在盖公章的遭遇可想而知，这就难怪他会选择托熟人“走后门”找捷径，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给社会上众多的“韩兆才”们有了可乘之机。比如在《公章记》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张老伯：“老韩，老韩，求你，求你啦！”韩兆才：[故意地]“传呼响了，我得去回个电话。” 张老伯：“我实在是猴急啊！”唱：“这一张招工表格，可怜我百计奔波。轻如鸿毛重千斤，心血不少代价多。好不容易闯过道道关，差只差最后一个坡。于你来说易如翻掌，借口抽身是为何？老韩啊，麻烦麻烦，老韩啊，拜托拜托！”在这段表演里，笔者脑海里自然而然涌现出政府机关里那一张张冷面孔，这时的我就是张老伯了，我把一个求助无门的农村老头那种急切、焦虑的形态表现的淋漓尽致。一出场就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当张老伯听韩兆才说“最好另外找人”时，心中那种失望和焦急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在这段的表演里特别注重张老伯的内心感受，在念“唉，我这个山里角落的老头子，连城里的街道就认不清，还能认识谁？”这一段道白的同时，运用莆仙戏末角行当的基本功的“下盘手”结合套用莆仙戏生角行当的“搓手”“无奈手”等基本功，围绕韩兆才左右来回踱步，来体现他的孤立无助处境。剧本中张老伯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试想，一个山区的老头，很少见过世面，此时让他去找别人替代韩兆才为他办事是不现实的，他肯定没办法找到。何况之前，他是一直委托韩兆才，并为此“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又贴了两担香菇，四头大猪”！而韩兆才之所以这样推诿，他是另有目的的，他在张老伯面前强调办事的难，目的只有一个字——“钱”，这也是现实生活中韩兆才之流骗钱的惯用伎俩。在这段表演里我花费了不少心思，我要着重表现农民生活的“苦”和办事的“难” ，引起观众内心的同情和共鸣，此时我把张老伯演得越可怜就越显得韩兆才的可憎。
　　心中有了一定的现实生活依据，在接下来的表演里我就轻松多了，几乎都是围绕我所切身体验的通过想象、臆造和结合莆仙戏的表演特点，再经过“唱”“念”“做”等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进行艺术再现，使整个表演过程中表演形式既体现了现代审美情趣，又不失传统戏曲的空灵，让观众在欣赏戏曲表演形式美的同时也起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达到宣传的目的。
　　莆仙戏现代小戏《公章记》曾在2001年全国“群星奖”戏剧比赛中获得大奖，笔者也获得优秀表演奖，并在在各种的级别的演出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公章记》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其故事情节既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又是不寻常的事件。它以生活的真实性为基础，用一种戏曲化的独特方式展现了它的戏剧性内容。演员的表演也与现实生活非常接近，使观众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感觉，显示了戏曲艺术表现的迷人魅力。由此可见，演员对角色的切身体会，对其在舞台表演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