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制度激励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为切入点，探究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得与失，从而总结出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力度不足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软肋，进而提出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才是我国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内生性市民化才是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而对内生性市民化问题展开深入论述，探索内生性市民化的问题和制度激励，为更好地实现我国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出力献策，破解我国城镇化圉局。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制度激励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及科学技术进步，由农业型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社会类型转变的历史过程，包括产业结构转型、土地（地域）空间变化和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城镇化比率提升不仅意味着该国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文化，甚至是信仰的改变，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复杂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内生性市民化进程。当然，这一进程更是漫长而艰巨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491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6186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54.77%。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一年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53亿人，比上一年增加800万人，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人口。2014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公布，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4年这一比重继续增长。预计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如果这一目标如期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从工业化中期阶段转入工业化后期。由于服务业就业弹性大于工业、农业，届时我国就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内生性市民化后的“白领阶段”。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阶段，也是人的城镇化阶段。但目前各种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进程更多侧重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而忽略了人口城镇化问题，因此导致很多纠纷和矛盾，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效果受到很大影响。我国目前统计的城镇化率基本上是简单的城镇人口占比率，而不包括土地空间变化和人口市民化程度及相应的城镇居民待遇配置比率。其中，由于统计指标不同，也会导致官方统计与按户籍统计的城镇化率不一致问题。例如，按现在居住地统计城镇化率，我国2010年就达到了49.68%。但按照户籍统计的城镇化率，却只有28.11%。由此可见，城镇化率并没有真正体现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和阶段，也没有完全和准确的反映我国城镇化进程，更没有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 
　　城镇化本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源，但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隐含着巨大风险和矛盾。因为作为城镇化核心的人口城镇化并没有真正实现，很多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只是确实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成为户籍在农村而工作在城市的“市民”。在这种“被市民化”的情况下，农民和农民工非但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还会经常被歧视，呈现出一种“半城镇化”状态。他们实际情况是：无法在所在的城市中扎根，也无法实现自身内生性市民化的转变进而融入城市，更无法带动家乡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本身，这也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依然无法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根源所在。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到了需要彻底反思和转变方向的重要节点。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过多依靠政府投资和对外贸易拉动国民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也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拉动内需，转变经济结构，摆脱出口型经济依赖，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了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扩大了内需，也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甚至帮助我国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抵御住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这都与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内需的策略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低起点、高速度发展的阶段。197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1.7亿，城镇化率为17.9%，城市数量为193个，建制镇数量为2173个。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3亿，城镇化率为53.7%，城镇数量为658个，建制镇数量为20113个。而到2014年年底，城镇常住人口将近7.5亿，城镇化率达到54.77%。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之快。我客观地讲，我国近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带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更改善了城乡居住条件和居民生活水平。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三地面积总和只占国土面积的2.8%，却聚集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同时还吸纳了数以万计的农村劳动力，提高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比。当然，我国城镇化进程由于是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实施的，因此，也有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大量农业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无法有效融人城市，内生性市民化程度不高。我国由于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地区劳动力严重短缺，而产业聚集的地方，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然而大量农业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虽然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之中，却无法在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公共服务。加上农民工自身内生性市民化程度不高，对自己的市民身份认同不够，甚至根本无法认同，导致很难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因此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带来诸多隐患。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限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口误差也非常大，按常住人口统计成为城镇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无论从自身认同还是社会认同上，都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市民。
    2.重“土地城镇化”，轻“人口城镇化”。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城镇化就是多征地，多建新城，多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这导致我国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形成很多“空城”和“鬼城”。从1996-2012年，我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用于城镇化建设的土地年均增加达357万亩；2000-2011年的10年，我国建成城镇面积增长76.4%，而城镇人口增加率却只有50.5%。可见，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很多地方政府都依靠土地财政吃饭，用土地抵押融资搞城镇化，又加剧了土地资源浪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国家粮食安全。 
　　3.城镇布局不合理，管理水平低。在我国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布局不合理现象严重，东部城镇密集，西部城镇化程度不够；城市群布局也缺乏整体规划，城市群内部缺乏协作，集群效率低下；部分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超负荷，小城市潜力没有充分发挥，规模小，数量多，服务功能不全。加上无序的空间开发，不合理的交通规划，拥堵、公共安全、城市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不断出现，严重影响到城市管理运行效率。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的管理一直存在严重漏洞，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欠缺，城镇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城市病”日益突出。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的是土地和地域性质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聚集，而人口城镇化却严重滞后。毕竟简单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不能代表市民化程度，更不能证明城市文明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相关福利待遇也实现了公平。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许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城镇化不到位的问题，即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即农民工通过各种资本的投入，最终实现其人力资本的大幅度提升。从农民工自身涵养和素质方面提升到一定水平，从而适合现代化城镇发展需求这一路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城镇化事业取得成功，还能真正解决由于内生性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民工荒”问题。 
　　三、我国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的含义及现状 
　　（一）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的含义 
　　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就是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本身为主导的市民化，其基础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提高，三者共同形成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其核心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高的内生力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既增强了其财务创造能力（即物质资本），也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高，也是三者的基础和源动力。而人力资本的提升源自农民工的自身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与市民的贝叶斯学习效应（即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流、模仿和学习改变等），通过贝叶斯学习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本，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又提升了物质资本的积累能力，正是这种农民工自身内在的三种资本积累方式提升了他们的市民化水平和能力。这远比单靠政府政策的外生性市民化道路要来得更有效。 
　　（二）我国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现状 
　　由于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涉及很难准确测量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投资等问题，因此，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较少，也不够深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2010年度的课题从社会成本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得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该由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分担，同时也需要企业发挥积极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采用数学方法，运用数学公式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曾经得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需要2万一2.5万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年）统计得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需要8万-10万元。刘洪银于2013年曾经尝试从市级财政预算角度对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成本进行估算，这些都是对内生性市民化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 
　　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即人口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成败的关键因素。到2014年年底的统计是：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7%，这其中就有按常住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关这2亿多人的人口城镇化问题才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中之重。如果做不好这部分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内生性市民化工作，我国城镇化建设就无从谈起。而且到2030年，中国计划城镇化率达到65%，这意味着今后10多年时间里，还有4-5亿农民工需要实现市民化，这部分农民工整体财富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要做好这将近7亿人的人口城镇化问题，显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以最近两年我国农民工文化构成和接受技能培训比例的数据为参考，大体可以说明我国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状况。2013年，我国农民工高中文化及以上比例只占22.8%，而到2014年，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只有23.8%。可见，我国农民工群体整体文化水平确实偏低。如表1所示。 
　　其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2013年为32.7%，2014年为34.8%。这个比例对于2.53亿这个庞大的农民工人口来说，比例依然很低。如表2所示。 
　　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程度还处在较低水平，严重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而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原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正在松动，流向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但相关的服务和配套政策却远远落后于人口流动速度。由于地区和环境差异，存在人力资本的不同收益，这必然又会导致农民工流向投资收益更高的城市。可以说，这种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因此，农民工的人口城镇化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能，也限制了向内生性市民转化的能力，甚至有的农民工因为没有技能和文化而找不到合适的城市工作而返乡，从而造成阻断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严重后果。 
　　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经对环渤海6个城市608家用工企业的调查：需要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岗位占85%以上，其中要求高中以上的岗位占25%； 56%的岗位要求初级工以上，这其中有12%的岗位要求中级工职业资格；超过六成的就业岗位需要熟练工人。可见，农民工内生性人力资本和职业素质直接决定了其就业状态和收入情况，也将决定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成败，甚至是中国的未来。
    四、阻碍我国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进程的因素 
　　由于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是对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提升，需要一定的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进程认识不足，和相关制度缺失，使得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进程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市民化进程进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