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求视角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与对策

　　韩国经济转型晚于日本，但在韩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后时期，消费率与投资率也经历了与日本类似的变化。1970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投资率连续上升，由24.97%升至38.9%（1991年），消费率连续下降，从90%左右降到63%（1990年）⑤，20世纪90年代末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投资率出现连续下降，消费率持续上升，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在钢铁和造船等重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上，快速发展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支柱产业，直接推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最终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需求结构均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升级，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以新兴技术产业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之路。 
　　（二）制度红利供给刺激有效需求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建立了完善的增加国民收入和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体系，以应对萧条时期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增长、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私人消费不足等问题，目标旨在10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主要通过农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相继制定《农业基本法》《主要粮食供求价格稳定法》（“新粮食法”）等法律，推行“农户收入补偿制度”，使日本农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1960年的46.59万日元增加到1970年的144.88万日元，增幅达210.97%⑥；确立了公共福利制度，相继出台“福利八法”等法律保障社会福利⑦，同时社保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养老金和医疗的增长（如图4）。这期间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使得日本再分配后基尼系数保持在0.3的稳定水平（如图5），居民敢于消费，最大化释放出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量，再加上适度规模的投资和出口释放出的拉动力，日本在7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就已经达到11.6%和11.5%，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翻番。
    韩国为改善国民收入结构，也针对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调，韩国政府发起了“新农村运动”：改善农村公路、水利设施、电网、住宅等基础设施，在全国推广水稻新产品使得粮食增产、引导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等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兴办农民协会和村民会馆等组织形式来促进农业增产与流通。80年代末，为保障居民收入，韩国政府出台了《最低工资法》。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方面，1980年在宪法修订时新增“政府应全力改善社会福利，为无力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保障”这一条款之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开始，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改革是推行全国医保制度与养老金制度，相继于1989年和1999年实现了国民医疗与养老全覆盖。这些举措使得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韩国基尼系数逐渐由1980年0.39下降至1995年0.31，直到2011年基尼系数仍保持在0.32的低位⑧。这同时也是韩国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时期，消费率保持连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等收入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需要依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不再是依赖大规模的投资活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3.4%，1980—2000年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0.6%⑨，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投资率稳定在较低水平（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