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恐怖小说叙事模式分析

【摘　要】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兴起为女性文学的创作和解读提供了新角度，本文主要根据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对女性叙述模式的三种划分来分析女性恐怖小说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性叙述模式　女性恐怖小说 叙事学又称叙述学，是出现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M.D. 维林吉诺娃认为叙事模式是“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1] 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专家、最早创始人苏珊·兰瑟划分了三种女性叙述模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以及集体型声音。女性恐怖小说在创作的不同阶段采用了不同的女性叙述模式，最终发出了女性的叙述声音。 一、无奈的选择——作者型声音叙述模式 18 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但当时女性写作多被视为“异类”，女性作家的作品多会遭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考量和抨击。唯有化用男名发表作品，并使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不具备明确的女性标记方能享受创作的愉悦。作者型声音就主要出现于那一时代的书信体小说和以男性笔名发表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作为女性哥特小说代表作，在发表之初就引起广泛响应并逃脱了道德抨击就得益于其采用了不具备女性标记的作者型声音叙述模式。 文中的视角承担者主要是画眉山庄的新房客洛克伍德先生和女管家耐莉，两人都是叙述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讲述的却是别人的故事。故事主要由第一重叙述者洛克伍德先生引出，主体则由耐莉讲述，洛克伍德再将他从耐莉那里听来的故事转述给故事外的读者。在主体故事中，耐莉的不在场产生了诸多空白信息，情节上出现跳跃和断裂，则通过书信、日记和当事人向耐莉讲述、告解的形式加以补充。如此，整个文本形成了三个叙述层次，呈现出一种开放、破碎的状态，显现出多重意蕴，完美地消解了叙述中的女性标记。 女性写作的本意是要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但她们在写作过程中却不得不费尽心机掩藏起女性写作的迹象，这是相当无奈的。有论者认为此时的女性虽然在写作，也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但没人知道是她们写的，她们还是在男性身后销声匿迹。[2] 二、危险的选择——个人型声音叙述模式 随着女性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成就得到证实和承认，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采用个人型声音叙述模式进行创作。但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个人型声音会给女性作者带来“危险”。正如兰瑟所言：“女性个人型的叙述……就有可能面临着读者的抵制的危险。……。由于男性作家已经建构了女性声音，在争夺个人型叙事权上又会增加决定谁是合法正统的女性声音代言人的新争斗。”[3] 20 世纪女性哥特小说代表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蝴蝶梦》就是采用个人型声音进行叙述的佳作。文中视角承担者是年到中年的“我”，“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但正如“叙述学第一公理”所言：“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4] 故事中的“我”不同于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其中交织着两种眼光：一种是现在的“我”回忆往事的眼光，一种是21 岁的“我”当时在经历和感受事物时自带的眼光。在叙事学上前者被称为叙述自我，后者则被称为经验自我。 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通常合二为一：叙述自我不断对经验自我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经验自我则带领读者体验正在经历事件的“我”的心路历程。这两个自我相互作用，塑造了一个饱满、立体的“我”的形象。 可见，在个人型声音叙述模式中，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解释自己的经历并加以权威的评论，更具可信性。这种叙事的可信度表明此时的女性作家不再刻意掩藏女性写作的迹象，力争成为合法正统的女性声音代言人。 三、新的选择——集体型声音叙述模式 集体型声音叙述模式是女性主义叙述学在研究女性叙事文本的过程中发现的特有现象，以往的叙事学理论并未提出这一概念。苏珊·兰瑟也指出目前关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研究还未展开，因此还未形成一套专门的叙事学术语。 在视角选择上，集体型声音常以“我”这个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但此时“我”是集体中的一分子。随着叙述的深入，集体的“我”会取代单个的“我”。 有论者指出集体型声音叙述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我”在个人声音和集体声音之间摇摆；二是个人化的声音与公共的观察视点相结合。[2] 第二种情况在美国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的女性小说中比较常见。因此，应当把集体型声音叙述模式看作是建立女性话语权威的有效策略之一。“因为通过集体型声音，作家可以自然而然地将叙述重心从最开始的注重塑造主人公形象及故事情节上转移到如何形成女性集体声音上去，以此来质疑甚而颠覆西方叙事传统中限制女性叙事的社会规约。”[2] 在性别歧视还比较严重的恐怖小说领域，女性恐怖小说创作者若能联合起来，主动使用这种集体型声音叙述模式，形成一个女性恐怖小说社群的话，对女性恐怖小说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这也有助于女性作家获得群体归属感。 最后希望关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研究尽快开展起来，早日形成一套专门的叙事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