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的民族政策初探
间直接冲突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作为游牧文明代表的一支,羯族入主中原之后,首要任务便是适应农耕文明,并且努力在中原扎根。所以石勒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沿袭汉赵国单于设置,职官体系沿用汉魏。至石虎时,“吏部选,河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不难看出西晋的职官体系完全被后赵所沿用。虽然在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汉族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甚微,但是石勒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他广泛地召降汉族士人。可以说石勒的伟业与其汉人谋士张宾密不可分,张宾被石勒引为军师,“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足以体现石勒对汉族在其看来可堪大用之人的重视。以石勒为代表的“胡人”上层在入主中原后多主动的接受汉化,他们认为在农耕之地需用“农耕之法”。要想统治中原,需用汉法,学习汉族文化,从而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和神圣性。这些都直接减少了汉族地主的反抗。也间接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民族间的民族融合。
二、经济方面
石勒在定都襄国后,“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公元318年,“勒攻斩准于平阳,巴氏及揭降者十余万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把大量的“胡人”内迁至自己的统治腹地。虽然民族的隔阂依然存在,但为各民族之间增进交流提供了机会。大量的游牧民族内迁至农耕区,在农耕文明的洗礼中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对农耕的认同加强。而当时社会最高农耕文明的代表汉族就成了他们的学习对象。他们吸收了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改变了一些生活习俗。这样他们在逐渐的适应中慢慢的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汉族农耕文明体系之中,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促进了民族融合。
另外,石勒极为重视农耕生产。石勒在定都襄国,割据河北之后,石勒在进据襄国取得冀州后,颁布了新税法:“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二解’。大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足以看出石勒对于发展农耕,发展生产所下的决心。另外石勒提倡节俭,设立农官,在国内禁酒,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压力。这些都成为了后赵国生产殷实,国力较强盛的原因,也为后赵基本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农业在这里充当了胡汉融合的先锋,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使得一些羯族放下了马鞍,转向了农具。民族融合就在这日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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