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传奇英雄形象硇类型及其文化措征

论文关键词：元杂剧  传奇英雄  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大致有历史英雄、草莽英雄与侠义英雄三种类型。这些英雄形象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大义之勇”、“至爱之仁”和“忠信之义”，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民间从 自身的观念出发对伦理道德的理解。
　　元杂剧作家通过对社会与人生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塑造出了类型繁多的系列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神奇而浪漫的传奇英雄无疑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他们或叱咤风云，令人刻骨铭心；或侠肝义胆，抒写了人生的辉煌；或救危扶困，受到了人们的景仰与歌颂。在这些难以磨灭的形象身上，有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下面，本文就对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的文化特征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英雄形象的分类
　　本文把这些英雄人物大致分为历史英雄、草莽英雄与侠义英雄三种类型。但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突出他们主要的性格特征，并非每一个英雄都只能用一种类型来定义，因为侠义英雄和草莽英雄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英雄和草莽英雄也具有不畏强暴、一诺千金、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侠义品质。
　　1．历史英雄
　　本文所谓的历史英雄主要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人物，如廉颇、蔺相如、刘备、关羽、张飞、尉迟恭、薛仁贵、李存孝、赵匡胤等。这些人物曾经真实地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成为了人民群众心中不朽的记忆。但元杂剧作家们在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的时候，却并没有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他们或敷演一些史实，或虚构一些情节，甚至根据一些民间传说进行创作。创作的目的只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强大的意志力和坦荡无畏的胸怀，以及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精神和赤胆忠心的品质。杂剧中的英雄形象，已经与真正的历史人物相脱离，所以，严格来讲，元杂剧中的历史人物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他们包含了较多的民间文化因素，“带有较浓郁的民间文艺色彩”。
　　元杂剧中的历史英雄主要以三国戏和隋唐戏为代表。顾宇倩认为：“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是对历代异彩纷呈的三国故事的一次大检阅。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间的口耳相传的特点。由于融进民众的智能，它具有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因为属于民间传说，所以虚构的题材、传奇的人物、曲折的情节，使它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它与一般的元杂剧中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英雄形象，常常使杂剧中的英雄人物带有民间大众的思想特征，更容易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
　　2．草莽英雄
　　草莽英雄多为民间传说或文学家们虚构的人物，他们中或许有少数人物在正史中有过记载(如宋江)，但更多的却是来 自民间传说。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主要以水浒戏为代表。与历史英雄相比，草莽英雄身上少一些力挽狂澜，改变历史走向的“伟人”气质，却多了一些平民气与草莽气。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并没有脱离“强盗气质”，常常说些杀气腾腾的话。如《李逵负荆》中“不假称王，而呼保义”的宋江既冷静沉着、度量宽宏，具有领袖的风范和长者之风，但也会说：“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等极具强盗特征的话语，反映出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草莽英雄形象。
　　杂剧中的草莽英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渲染与审视。这一点与后世同类作品《水浒》有所不同，《水浒》中的那些英雄多是具有超人的神勇的“神”，比如打虎的武松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等。而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多为生活中真实的、可见的人，带着普通人生中人性的真相。如《争报恩》中贩卖狗肉的关胜；沿街乞讨的徐宁；被捕盗官军追得东躲西藏的花荣以及《燕青博鱼》中因欠店钱被赶出门，沿街乞讨的燕青等。
　　这些草莽英雄都经历着平凡人生的悲喜交加，也经受着常人所经受的种种遭际，其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之状，与常人无异。元杂剧作家把英雄的平凡性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具有了人性的真实。
　　然而，在这些草莽英雄的身上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从外表上来看，他们都是爽直粗莽、勇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从性格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善恶是非标准，如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好抱打不平，甚至可以为伸张正义而甘愿赴死。这种品质的生动演绎，体现了元杂剧作家对生命真实本相和人生真相的寻绎，也代表着老百姓的理想与愿望，其中的内在意蕴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更能经得起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审美玩味。
　　3．侠义英雄
　　侠义英雄与草莽英雄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他们都是不畏强暴、疾恶如仇，为伸张正义而甘愿以死相搏的义士，其所作所为都符合社会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而且都受到了社会的崇拜与赞美。本文之所以单列侠义英雄一类，主要是为了突出其一诺千金、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侠义品质。
　　最早提到“侠”这一概念的是先秦时的韩非子，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侠”基本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以武犯禁”是对社会法律制度的一种挑战，必然会对社会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所以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韩非子才会对侠进行否定。然而当侠的行为与“义”相结合时，便成了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侠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与崇拜，在于侠可以为某种伦理原则而甘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理念；在于侠在分担他人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并誓死与这种苦难抗争的精神。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伍员吹萧》中放走伍员的养由基，为保守秘密而以死相殉的浣纱女，渔翁，义无反顾去帮助伍员复仇的勇士专诸等。在这些侠义英雄身上，代表了作家对于人生的理想与奋斗、超脱与抗争的向往，代表了对于生与死、灵与肉激烈对抗的执著追求。正是由于社会对人类的伦理精神的肯定，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使得生命的进程得以肯定。 
　　侠义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是一种文化角色，侠之所以为侠，本质上是由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人们尊重侠，主要出于对这种关怀的尊重。元代文人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堕落，对生命的威胁时时存在。生命的易逝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的凋零使他们倍感苍凉，这些侠义英雄在舞台上的频繁出现，其实是杂剧作家为了寻求远去的侠义精神和找回昔日锄强扶弱的慷慨之士，蕴涵着强烈的传统道德观。
　　英雄形象的文化特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英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可以根据其历史地位、性格气质以及行为特征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然而作为英雄形象的整体，在弘扬精神力量方面却有着一些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共同的、本质的和特有的内涵。
　　1．大义之勇
　　勇是英雄最显著的特征，英雄无勇，也就不能算作英雄。孔子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孟子认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苟子认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苟子·荣辱篇第四》)。可以看出，儒家对勇的理解与义紧密相连，勇一定要在坚持道义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勇。与传统文化中对勇的标准一脉相承，元杂剧中对英雄的塑造也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虎牢关力战了十八路诸侯的张飞固然是勇的化身，然而在《战吕布》中“威镇于虎牢关，天下十八路诸侯”、杀得主帅孙坚不敢应战的吕布又何尝不勇呢?为何张飞的勇会得到人民大众的肯定与喜爱，而吕布之勇却让人觉得厌恶?这里就涉及到了“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一命题。张飞的勇代表着正义，而吕布在杂剧中是反面人物，他的勇不符合社会的利益，是与义相违背的，当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