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新世纪小说中的身份焦虑

内容摘要：范小青在新世纪的创作一直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其中一个鲜明的主题是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她表现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被各种证件、方言口音、城市话语权所决定，难以获得城市的认同进而融入城市，处于深重的焦虑之中。她笔下的城市底层民众也经常陷入身份的尴尬与焦虑，比如因为名字、生日等问题的不确定而产生一种紧张情绪甚至虚无感。范小青在剥离了人生的表象后，努力以“寻找”为手段，为“无根的人”提供确证自我的途径。 
　　关键词：身份焦虑 农民工 城市底层 寻找 
　　一个社会人，必须对自我身份有一个认识，即要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一个大致明确的回答，才能活得踏实而有存在感。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激烈变革的时期，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写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同时也对中国人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使得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一些社会群体在自我认同上产生了困惑，造成了身份的焦虑，比如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感到无所适从，连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在生活、工作中也遇到了自我身份认同方面的挑战。 
　　范小青是以创作“苏味小说”闻名文坛的。新世纪以来，她的短篇创作以成熟的技艺，更多地关注了在社会巨大转型、城市化不断推进背景下进城农民工和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公务员、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烦恼人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人因为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慌和焦虑。 
　　一.农民工——像鸟一样飞来飞去 
　　范小青曾这样描述她对农民工的关注，“自从我开始注意他们，渐渐的，渐渐的，我的目光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走开，他们牢牢地吸引了我，主宰了我。他们辛辛苦苦为城市卖力卖命却被城市踩在最低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排斥，甚至他们一分钟前还是一个城市的创造者，一分钟以后就变成了城市的破坏者，他们的精神游离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民风之间找不到归宿。这是一种新型的边缘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穿梭城乡，他们又是连接城乡的桥。”[1]基于这样的认识，范小青创作了大量表现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遭遇的小说。 
　　《像鸟一样飞来飞去》是反映农民工在城市身份错位较为典型的一篇。郭大牙误拿了同乡郭大的身份证，而被错认为是郭大，无论他怎样申述都抵不过他手里拿的那张郭大的身份证。后来郭大牙将自己的身份证改了回来，但由于临时居住证上的名字仍然是“郭大”，所以在异乡的城市他最终没有成为彻底的“郭大牙”。 
　　这篇小说中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郭大牙在回乡前所做的一个梦。他梦到真正的郭大拿着郭大牙的身份证遇到了更严峻的问题，人们经常问他：“你牙又不大，怎么会叫郭大牙”，以此来怀疑郭大身份的真实性。他在现实生活中申诉自己的真实姓名叫“郭大牙”时，也招来了同样的问话。这给人一种内在的荒谬感和悲凉感，说明农民工在城市里毫无话语权，人们根本不听他们解释，身份证上写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有时身份证上写了的也未必是真的。追根究底，这是一种基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而对农民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农民工面对这样的歧视也只能无言以对，接受“脑子拨不清，说话也说不清”的评判。 
　　由于身份证和临时居住证登记了不同的名字，郭大牙依然纠缠在郭大和郭大牙两个名字中，依旧在身份证问题的困扰和城市人话语评判的偏见中生活。在这部小说中，范小青通过一个颇为荒诞的故事，写出了乡下人在城市的仓惶与无助，以身份证为代表的各种证件作为他们的身份标签，一旦丢失或者搞错，他们的身份也就随之消失或错位了。在冰冷僵硬的城市生活法则下，他们被迫改变的不仅是名字，更面临着自我的丧失，他们在不属于他们也不欢迎他们的城市天空里像鸟一样飞来飞去，无根无着。 
　　《这鸟，像人一样说话》则涉及了语言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临近年关，小区保安处为了预防农民工偷盗事件的发生，下达了对外来人员严防死守的命令。小区保安还有业主刘老伯经常通过会不会说本地方言，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本地人。作品中的宣梅和男朋友谈恋爱很长时间了，但直到刘老伯指出其男朋友的方言夹生，才最终搞清楚两个人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外地人。原来，为了在这个城市更好地生活，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学说当地方言来宣示自己的身份，他们最终还决定要把当地方言学得更像。最出人意料的是，刘老伯在中风后也说出了一种西南边远山区的方言，原来刘老伯也是少小离乡至此的外地人。 
　　在此，方言成为一种工具，人们用以达成自我在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每个人都力图掌握这种工具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而当人们一旦掌握了语言等工具来证明自己在某一地方的合法身份时，他就会不自觉地以此要求新来的外地人，就如刘老伯也构成了城市排外的铁栅栏中重要的一环。 
　　收旧货的老王这样的农民工，却面临更深的困境。老王想通过跟保安班长比说本地话来证明自己的可靠性，但正如保安班长所说“谁跟谁是自己人？”“说得再像你也是外地人”。即使他掌握了本地方言，却根本拿不到这场方言竞技的入场券，也不能被当作本地人，只能早早回家过年，留下那八哥学他苏北口音的“收旧货了，我惨了”。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表现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问题。老胡在进城之初，曾被错误地认为是小偷，因此他的内心背负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不论在哪里工作，只要是单位丢了东西，或者听到警车响，老胡总要精神高度紧张、疑神疑鬼，生怕别人怀疑自己，甚至到最后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并且有了严重的妄想症，将报纸上报道的某杀人犯的故事套在了自己身上。虽然老胡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但他依然“打呼噜太厉害”，没有获得心灵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