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新世纪小说中的身份焦虑

　　长久以来，在城市低人一等、非偷即盗的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有了极大的心理焦虑，以致于他们从城市的异己者变为了自己心灵的异己者。 
　　身份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身份观念依然很强，而且个体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许多农民选择进城谋生，就是因为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作为城市的异乡人，农民工是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的身份更多地被各种证件、方言口音、城市话语权决定，而不能融入城市。他们怀着良好的期待、乐观的心态希望在城市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权力，但却面临着难以获得身份认同的尴尬，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二.城市人——自我的迷失 
　　面对日新月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不仅农民工会遭遇无所适从的恐慌感，即使是城市人也有着不能确认自己身份的无力感。“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2] 
　　《准点到达》中范小青将城市主人公罗建林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兄弟并置写出。农民工兄弟扛着巨大的包裹在火车站横冲直撞，遇见警察本能性地逃跑，稀里糊涂上错火车，再慌乱兴奋地寻找正确的道路，“他们的眼睛里有茫然，但更多的是希望，是艰辛而生动的人生”。对于冷漠的人群、飞速的火车、庞大的城市机器，这两位农民工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他们以外乡人的身份定位自己时，一切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罗建林面对高速运转的城市机器，同样有着惶惑和恐惧。当他熟门熟路有意识避开慌忙奔跑着的农民工时，他本身已构成城市排外铁网的冷漠一环；但面对时代他仍然需要精打细算步步小心，因为他明白“即使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也不会高枕无忧”；他惧怕任何可能的变数，因为这个时代变数总是来得太多太猛烈，能轻易将人打垮，“罗建林心里涌起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害怕，他把一切都计算得十分精确，他对时间铢铢较量，力争分毫不差，不就是因为害怕吗，怕赶不上车，怕上错了车，怕耽误了时间，怕被时代扔下，怕——”。 
　　罗建林从农民工身上反思自身，也反思了时代，但作者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在作品的最后，一切都与罗建林计算好的一点不差，但他竟然走错了家门。在巨变的时代面前，不可能分毫不差，那就满怀希望、随遇而安吧！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讲的是现代人交换名片的事情。名片可以作为个人身份的承载物，人们往往通过交换名片来介绍自己身份，以求互相认识，便于联系。但是，现今名片的交换承载了利益交换的功用，染上了愈来愈浓重的功利色彩，对自己有益的名片就留着，没有用的就扔掉。它没有弥合、反而是加深了人们之间的隔阂：“名片算什么，名片是最不能说明问题的。”名片和身份成了利益交换的工具。人们本想通过名片确证自身并了解他人，期望获得认同，但人们获得的只是身份的缺失与灵魂的空洞。 
　　《生于黄昏或清晨》是另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刘言负责给单位一位去世的老同志写生平介绍，一项简单的工作却因老同志的不同名字——张箫声、张萧生、张萧森、张萧身、张萧升等，变得复杂起来。在各种不同的证件、档案上，甚至家属、同事的口中，老同志有着不一样的名字。 
　　刘言在回乡的时候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关于自己的属相，小龙、大龙、兔、猴、狗不一而足，时辰是热天的黄昏还是冬天的清晨，职务是科长还是处长、副处长，这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最后都成了问题。“最真实的东西也许正是最不真实的东西。”“你真的以为你就是你自己吗？”这一切，导致刘言在朋友生日聚会上的爆发。 
　　在此，我们不禁惊诧于名字、语言、生日、相貌等因素在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名字、生日等因素的牵绊，它们构成了人们身份的一大部分，也成为人们自我确证的重要依据。但是它们可以完全左右人们的生活以至人生吗？难道名字、生日不能确定，“你辛辛苦苦努力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人生”了？现代人的身份感、自信感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人们丢失了什么？ 
　　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行驶在现代快车道上的城市人，很难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如此便需要用外在的名字、生日、相貌等因素来确证自己。当这些外在因素不能确定的时候，人便感觉自我确证出现了问题、自我的意义消失了，造成自我的迷失。 
　　“身份焦虑作为一种对于自身在都市生存中不确定性的情绪流露，是现代人身处城市的话语之中，对城市现实感到无奈和不满意、而理想之城的寻找和建构又未完成的惶惑，其中透露出来的是现代都市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对归属、对家园的急切渴求。”[3]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人们迈着匆匆步履，默念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时代的快车道上奋力前行，唯恐落伍和失败，人们都来不及等待灵魂跟上自己的脚步。现代城市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人们所一贯认同的文化习惯的变化，社会关系趋向冷漠疏离，导致身份转换的不适应以至人性的失落和自我的迷失。因此，转型时期城市人的身份焦虑，便来自“认同城市，但却又无法全然地与现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交相融合，无法在城市中真正实现自我”[3]。城市人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可见一斑。 
　　三.寻找——回家的路 
　　农民工抑或是城市底层大众，他们身份的无所归属或是不能确定，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无所适从，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受压抑以至被异化。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底层民众对于身份的焦虑正是出于他们对确证自我的执着追求，对安心生活的热烈向往。范小青描绘他们遭遇的精神困境，也表现他们性善、坚韧而通达的精神，这使她的创作感染了生活的热度，使得其作品在严峻中显出温情，在沉重中带有轻松，给人以温暖和慰藉。这其实也正是范小青在试图为深陷身份焦虑困境的现代人，寻找精神出路并创造可能的条件。 
　　社会现实总是抛出一个又一个难题与疑惑，范小青也不断在创作中找寻“别一种困惑与可能”，她的小说题目经常是疑问语气：“谁能说出真相”，“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你要开车去哪里”，“哪年夏天在海边”等等。发问是范小青的思维特征，是其小说坚韧不拔的主旨，是其创作寻寻觅觅的助推器。[4]范小青的创作总是在无疑处有疑，让人们跟随小说去追问事实的真相，寻找真正的自我。 
　　“问人问自己，能问出长长短短？长长短短，何人评说？所以我不必很在乎长和短”。“其实却是问的‘我是谁’，明明知道‘我是谁’不会有答案，偏偏还是不肯放弃”。[5]于是范小青笔下的人物总是执着地想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获得问题的最终答案。他们不断地寻找，跨越时间、地理等各种障碍，以求获得心灵的安宁。《城乡简史》中自清，为了自己的日记远赴甘肃农村；《谁能说出真相》中沙三同根据线索不断访求丢失的笔筒；《我们的朋友胡三桥》中王勇不断打电话想要找到当初见到的那个胡三桥。结果是他们都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东西、想要找的人、想要弄清楚的事，最终他们不再寻找，却通过这寻找的过程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在寻访的过程中，在是与不是的错位中，他们渐渐地体悟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渐渐明白了自己是谁。这便是他们确证自我，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解除身份焦虑的过程，也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