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尔德喜剧人物的独创性

　　 从王尔德喜剧本身来看，王尔德的喜剧创作素以语言见长，妙趣横生的对话、精彩纷呈的反论决非一般人能言，它需要人物有一定的知识修养。而来自上层社会的人物，其自身的修养与见识为其机敏的谈吐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们都习惯于把谈话作为一种活动方式，能够营造一个由有闲人士组成的谈话环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王尔德喜剧的语言特点制约了王尔德喜剧人物的选择。总之，王尔德在喜剧创作中摒弃下层社会的人物，完全以上流社会人物作为喜剧对象，既与他的生活经验相关，也与当时观众的身份、地位和接受心理相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喜剧语言制约的结果。
　　
　　三 
   在欧洲戏剧史上，众多喜剧作品都以其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名留史册。而活跃在王尔德喜剧世界里的上流社会人物，却没有鲜明突出的性格特征，他们既非否定性的讽刺对象，也非肯定性的歌颂对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观众都很难对他们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王尔德的喜剧人物在审美价值上显示出与传统喜剧人物的差别。在西方喜剧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喜剧名目繁多，但总的来说有两个体系——否定型喜剧和肯定型喜剧，它们分别从否定或肯定意义上来厘定和格致喜剧与喜剧人物，前者以讽刺喜剧为代表，后者以抒情喜剧为代表。讽刺喜剧着重于揭露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种丑恶、可耻或丑陋的现象，将强烈的讥讽嘲笑和极度的鄙视、憎恶熔于一炉，使人们在无情的笑声中抛弃恶习，葬送丑行。从阿里斯托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本·琼生，再到最能代表喜剧辉煌成就的莫里哀，及至近代的果戈理，形成了西方讽刺喜剧的传统。在历来的讽刺喜剧中，喜剧人物因其自身的丑行败德受到针砭，成为否定性的讽刺对象。阿里斯托芬在其杰作《骑士》中，通过对政治煽动家克勒翁争权夺利、贪污贿赂等卑鄙行为的揭示，讽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本·琼生的喜剧无不以具有某种主导气质的类型化人物为对象，通过夸张的情节，对他们的“癖性”予以辛辣地讽刺；莫里哀喜剧的审美效果主要源于对否定性形象的刻画，他采用突出并夸张人物身上某一“绝对情欲”的聚焦透示法，凸显人物性格本身的滑稽、荒唐和不协调，引发观众讽刺性的笑。如《悭吝人》中的阿巴公几乎就是吝啬概念的化身，因其吝啬而成为西方喜剧史上饱含强烈否定意义的典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在讥讽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僚时，刻画了性格鲜明的普通人物——赫列斯达科夫，这一形象已成为吹牛撒谎的同义语。在这些讽刺喜剧中，讽刺主体与讽刺客体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边界，两者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状态。在莫里哀与阿巴公之间，在果戈理与市长之流和赫列斯达科夫之间，喜剧家除了辛辣的讽刺，决不会支付给他们一丝善意。
　　
　　抒情喜剧（又称浪漫喜剧）的着重点则在于对生活中美的事物进行歌颂和赞扬，它通过对正面人物非本质的“丑”(怪癖、幼稚、偏颇等)的调侃、揶揄，褒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显示理想主义的价值，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莎士比亚的喜剧就是抒情喜剧的代表，剧中有讽刺而不辛辣，有嘲笑而不尖刻，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情绪、温和的情感、浪漫的诗情，充分体现了抒情喜剧的基本特征。赫士列特对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的一段著名评论，可用来形象地概括莎士比亚抒情喜剧的特色，他说：“全剧充满了甜蜜可爱和插科打诨。作为喜剧，它也许太善良了一些。这里没有什么可笑事。它使我们因人类的蠢事发笑，而不是蔑视它们，更不是对它们抱恶感。莎士比亚的喜剧天才与蜜蜂相像，在于它那从杂草毒花中收集蜜糖的能力，而不在于留下一根蛰人的刺”（杨周翰218）。总之，莎士比亚的抒情喜剧是建立在对喜剧人物的肯定之上的，喜剧人物主要被作为颂扬的对象，审美主体常常由于从对象可笑的行动中发现了美的内涵而不吝畅快的笑声。在传统的西方喜剧中，无论是讽刺喜剧，还是抒情喜剧，作者对所塑造的人物都投入了分明的爱憎，观众也容易对这些人物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但在王尔德的所有喜剧中，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温徳米尔夫人与切尔突恩夫人性格相似，《认真的重要》中的两位女主角塞西莉和格温多林个性雷同，剧中的两位男主人公阿尔杰农与杰克在性格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王尔德喜剧中的那些贵妇、绅士们更是如出一辙，无多少个性可言。在这些人物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歌颂的对象，也没有一个主人公遭到否定性的讽刺。王尔德喜剧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上层人物十分贴近，他们既无抒情喜剧人物所具有的理想光环，也没有讽刺喜剧人物通常具备的性格缺陷或癖性，他们不是比一般人“坏”的人，而是与一般人相同或相近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只是虚伪、势利、自私等人性的基本弱点。而对这些弱点，王尔德只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自然地暴露出来，一般都不会予以任何主观的道德评判。因此，王尔德对笔下人物的态度总是显得暧昧不明，即使对追求有夫之妇的达林顿勋爵、始乱终弃的伊林沃兹勋爵、出卖过国家机密的切尔突恩爵士、借助谎言寻欢作乐的阿尔杰农和杰克，王尔德也未着辛辣地嘲讽之墨，更无丝毫否定之意。观众对这些人物也很难作出直接、明晰的价值判断。不妨以切尔突恩爵士为例。《一个理想丈夫》的男主角切尔突恩爵士是身居要职的社会中坚，在众人眼中，他年轻有为，前程似锦，是学习的楷模；在妻子心里，他廉洁正直，完美无缺，是理想的丈夫。然而，这个人物的表象与真实却迥然不同，切尔突恩有着一段不可告人的丑史，他曾将国家财政机密出卖给股票交易所的投机商人，由此获得了财富，凭借这笔不义之财，他打通仕途，成了政界要人。然而，在切尔突恩事业成功之际，他却因过去的罪行受到敲诈，面临身败名裂的危机。由于朋友倾心相助，切尔突恩最终化险为夷，并荣升为内阁阁员。如果将《理想丈夫》置于欧洲传统喜剧的体系中考察，它显然不属于肯定型喜剧，因为切尔突恩绝不是作者歌颂的人物；但切尔突恩也不是否定性的讽刺对象，在全剧中，他除有一段不光彩的“前史”之外，别无其他缺陷或丑陋。而且，对于切尔突恩的“前史”——出卖国家机密的行为——王尔德不但没有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反而通过他的自白和辩解作出了别具深意的解释。在《理想丈夫》第二幕，王尔德改变简短的人物对话方式，让切尔突恩详述受到诱惑，走向犯罪的经过。当他的好友指责他软弱，竟会屈服于诱惑时，切尔突恩回答说：“软弱？哦，我讨厌听到这个字眼，我也讨厌把这个字眼用在别人身上。软弱？阿瑟，你真的认为，屈服于诱惑是软弱的表现？我告诉你，屈服于某些可怕的诱惑需要力量，力量和勇气。拿自己的一生作孤注一掷，不管赌注是权利还是享乐，我都不怕——这里面没有软弱，而具有一种可怕的，过人的勇气。我曾有过这种勇气”（王尔德126）。切尔突恩的辩白，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涂上了一层亮色。切尔突恩的以下言论更引人深思：“一个人青年时代干的蠢事，犯的罪孽，人们若把它叫做罪孽，这罪孽就该毁灭我的一生，我就该颈戴沉枷，毁掉我奋斗得来的一切，我创造的一切，你认为这公正吗？阿瑟，这是公正的吗？”（王尔德123）切尔突恩的提问，无疑是对整个社会的质问。这种质问隐含着对社会道德体系、是非标准的质疑，人们因此会对他的行为予以深刻反思与多重评价，从而避免了对这一形象直接、简单的道德评判。在剧中，王尔德对切尔突恩的态度始终含糊不清，因此，切尔突恩并非作者否定的讽刺对象。通过切尔突恩这一形象，人们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复杂，看到生活境遇对人的影响，发现成功人士内心的阴影，并引发对传统是非标准的考问。但对这一形象却难以形成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不能将他划归为“好人”或“坏人”，也不能对他进行单一的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王尔德喜剧人物在审美价值上与传统喜剧人物之间的明显区别——王尔德喜剧人物往往处于人性的灰色地带，呈现出价值判断的模糊性。这种区别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王尔德对人性之复杂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标示着王尔德在喜剧形象塑造上的创新。这些与传统喜剧人物判然有别的新的喜剧形象，在拓展喜剧的思想深度，颠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解构传统的道德体系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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