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影响及现实意义浅议

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着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着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