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坫《论语后录》体例分析

　　摘要：自古以来，为《论语》作注者可谓汗牛充栋，在清代，论语研究更是达
　　到了顶峰。钱坫的《论语后录》是清代论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体例分为考异本、校谬勘、钩佚说、补剩义、正旧注、采通论和存众说七大类，此七例不仅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更是成书的重要方法，研究其体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钱坫 《论语》 《论语后录》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又字篆秋，号十兰，别署阅音亭长、月光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族子。自幼聪敏，博览群书，精通小学，时人谓其与钱大昕并称“疁城二钱”，亦有论者谓“坫沉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钱坫一生著作甚多，有《史记补注》、《诗音表》、《年制考》、《论语后录》、《尔雅释义》、《十经文字通正书》、《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古器款识考》等数十种，突显了钱坫在音韵训诂、舆地考证方面的成就。
　　《论语后录》是钱坫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论语》自盛行以来，为其作注者数不胜数。在汉时有齐、鲁、古文三家，如孔安国传古文论语，张禹以鲁论参考齐论，郑玄以古论兼考齐鲁等。据此，何晏对此前“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著成《论语集解》，为后世之学开了先河。然而，自《集解》行于世后，各家注本又出现了杂而不分的现象，钱坫收集汉唐以来各种注本，兼采诸君子之说并加以分析整理，著成《论语后录》，附于《论语集解》之后，其独特的成书方法，有评曰：“大都于《集解》之外，博稽群籍，檃括古义，以自成一家之言”。
　　关于《论语后录》的体例，在其《叙》中有明确说明，全书分为考异本、校谬勘、钩佚说、补剩义、正旧注、采通论、存众说七例，共五卷五百七十余条。此七例各有特色，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一、考异本
　　汉时《论语》有齐、鲁、古文三家之分，《论语集解》虽对三家之言进行了整理，却也致使后人引证时杂而不分，虽与《礼》、《易》、《诗》等注本内容相合，却与《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引据内容不合，此皆因三家之异。凡注本中有此现象，钱坫皆记录下来。如：
　　“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今《集解》本作“贫而乐”，无“道”字者，脱也。（何晏用郑康成注，应是“乐道”，谓志于道，亦脱一“道”字。下用孔安国注曰：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能自切磋琢磨。明有“道”字。）案：《史记》正作“贫而乐道”。又《坊记》云：“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读“乐”为《周礼》“司乐”之“乐”，义可两通。
　　又如：“吾未尝无悔矣”：
　　郑康成曰：“鲁读‘诲’为‘悔’，今从古。”
　　此外，诸如“虽少必作”，其下注曰：《史记》作“虽童子必作”。亦是考异本的表现。
　　二、校谬勘
　　由于年代久远、地域差异等，《论语》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字句烦简脱落的现象。为了校正谬误，还原《论语》本来面目，并使后人更方便地理解注文，钱坫以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为底本，兼采其他注本，对后世流传的《论语》进行校正。如：
　　“子贡”：
　　《熹平石经》“贡”作“赣”。案：《说文解字》：贡，献功也。赣，赐也。应从《石经》。
　　钱坫指出《熹平石经》中“贡”作“赣”，然后从《說文解字》中以“贡”、“赣”两字的涵义来说明《熹平石经》中记载的文字是正确的。
　　又如：“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开成石经》作“女爱其羊”。颜师古《汉书注》引又作“汝“，汝、女同字。
　　三、钩佚说
　　《论语集解》收录了众多魏晋以前的注解，主要有孔安国、包咸、马融、周生烈、陈群、王肃、周氏、郑玄八家，但并不全面。《论语后录》补充了《集解》中没有收录的或者散见于其它著作的内容，如：“鲜矣仁”：
　　郑康成曰：鲜，寡也。
　　“曾子以为孝乎”：
　　马融曰：曾则也。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谓罢朝于鲁君。郑康成曰：朝于季氏之私朝。
　　钱坫虽说集诸家之佚说，实际上以郑康成的最多，其余只是零星可见。另外，钱坫对其他有价值的见解也加以收录，诸如何休、陆德明、王应麟、高诱等。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何休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
　　“吾亦为之”：
　　陆德明云：“一本作‘吾为之矣’。”
　　四、补剩义
　　《论语》内容包罗万象，前人在为《论语》作注过程中，并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注列出来，总会有未涉及的地方。对此，钱坫在收集诸家不同注解的过程中，对于缺漏的部分，自己取证补全。如：
　　“礼之用，和为贵”：
　　《易撃辞》曰：“履以和，行履者礼。”故云：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称比。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凡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此言文事，故云耳。
　　以上所列，诸家皆未涉及，钱坫以己见补之，可谓补剩义。
　　五、正旧注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学术风格，因此，诸家在为《论语》作注时，会带有不同的时代风气，其内容也会由于引著不同而产生差异，甚至有些论注原本就是错误的，而引用者却并未察觉，反而沿用，使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便。钱坫针对此现象，必加以考证，进而纠正。如：
　　“子服景伯”：
　　《世本》曰：庆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榖，榖生献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传》：“景伯名何”。孔安国作“何忌”，误也。
　　钱坫据《左传》，考证出孔安国对“景伯”名字的解释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