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对初唐宫廷诗的偏见

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后主记》）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文章道尽。（《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
　　可谓众口一词，言之凿凿。这些史书皆为贞观重臣所修，加之属于奉旨行事之举，毫无疑问，是足以代表以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的观点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文学惯性面前，在拥有和前代同样的宫廷创作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宫廷诗又是如此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这样一来，无疑，贞观君臣将自己置身于对梁、陈及隋在理论观念上的反思批判，但实际创作中又颇有喜好延承的矛盾夹缝之中，并最终陷入逼仄之境，处于尴尬之地。关于这一点，《唐诗纪事》卷一所载一则轶事可作最好说明：
　　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
　　李世民所作“宫体诗”今集不存，具体内容无可考知，但《唐诗纪事》中既冠以“宫体”之名，则其承继南朝诗风是毋庸置疑的。想来李世民应该对自己此作是颇满意的，才令虞世南赓和，而虞世南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圣作甚工”，但由于此诗“体非雅正”，而终致“不敢奉诏”赓和。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说是“朕试卿耳！”并补作了一首“述古兴亡”的妥当诗篇。一桩本应是君臣和唱的历史佳话竟致如此尴尬境地，贞观诗坛群彦们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实际上的矛盾状态由此可窥一斑。
　　那么，迄今为止，八世纪对初唐诗的这种偏见是否还在继续？初唐宫廷诗的地位有无得到改观？毫无疑问，答案是明了的。正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谓：“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3]而在《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之“引论”部分里，聂永华先生是这样描述此种状况的：“然而由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