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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张爱玲的创作观与审美观

[作者:李浩明[来源:互联网]| 打印 | 关闭 ]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自己的文章》)
  由此衍生出的美学观,张爱玲提出了所谓的“苍凉”、“荒凉”美学。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苍凉”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种参差对照的手法看来模糊而不分明,事实上这是根于张爱玲对人性的认识,少有绝对,多为相对。
  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的“荒凉美学”是种对照于荒野的“城市的荒凉”,她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所谓的“荒野”、“旷野”,不纯粹是实质,而是象征的“拟象”,充斥在字里行间的一种美感。运用各种引发通感的象征手法,或者人物在矛盾之中挣扎,从来没有所谓的确定感等,暗示/指示着永无圆满的悲哀。而这一点不安定感,除了联系着张爱玲本人的现实经历(关于许多人生的大事、理想,对她来说都是“未完成”或者“完不了”),也同时指涉时代——乱世之中的生存的迷惘与彷徨。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自己的文章》)
  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内在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余韵·我看苏青》)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经历过战祸(香港之战)的见证,张爱玲体验战乱生存的迫切,也并不是如同抗战或革命新文学的作家那样高声急呼、涕泪飘零地展现国族主义的捍卫精神。她着眼的是一般中下阶级小人物的辛酸、自私。在《烬余录》中她敢于揭露人性里卑微、自私的一面,只因为在乱世中她明了个人生存的迫切现实里,没有太多激情或高尚情操的。因而她对自己文艺的方向从不因时代的潮流改变,即使后来她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也仍旧着眼在时代背景里人性的表现上的。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个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烬余录》
  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是一种启示。(《流言》)
  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余韵·我看苏青》)
  张爱玲屡屡在其创作观与美学观中提出一种看法,那就是任何文学理论制式化的标准,并不是能完全的依赖或相信,她认为写作真实,才是她创作的本意,而她凭借的是对世情人世的了然,书写的是根植于现实的事件。
  人物的心理尽管复杂、在人性透视中,张爱玲亦步亦趋地引导出各种心理特质的方向,原因多是来自外在环境:时代风气、封建家庭、新社会、战乱等外因影响,使得人的生存格外艰难困窘;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善于刻画平凡人软弱、自私、屈服、妥协、贪婪、无爱的婚姻或亲情等人性的阴暗面等等。她笔下的平凡人企求一个“安稳的人生”,想要“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想要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我看苏青》),因此,张爱玲的外冷内热的心理也可从她的创作中窥出端倪,她对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有着深厚的同情,而对于她所知所悯的中国的人民,她也有着“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流言·谈女人》)。
  注释:
  i 《现象学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总序》郑树森 编,台北:东大书局。
  ii 《谈女人》页 87,张爱玲写道:“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人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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