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风教思想

　　摘  要：《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影响深远，也具有教化作用，分析认为：《诗经》中的风教思想是与《诗经》密切联系分不开的，诗经与礼乐的密切联系以及国风中的“风”的特殊意义都体现了《诗经》的风教思想。然而风情与风教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风教思想也十分突出。 
　　关键词：诗经;风教;礼乐;风情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的总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的诗歌总共有305首，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也被人称之为“诗三百”，到汉朝后，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才开始称为《诗经》。《诗经》对后代影响甚远，客观地说：其一、诗经中的305首诗创作者已不可考，因为时间差距有500年之长，到周朝才被汇编。其二、诗经中300篇诗都是有乐调的，到周朝时，乐师在音律、词章和乐舞上表现《诗经》，并在各种礼仪场合教授王孙公子，慢慢形成了初步的教化作用。 
　　程俊英的《诗经译注》前言上就说：“《周礼》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可见周代乐官不但保管《诗经》，且担负着教授诗、乐的任务。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普遍要求下，乐工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集成为一本教科书。”因此，可推断出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了诸侯间的交际频繁，为锻炼口才，引用《诗经》中的章句，来表达自身的诉求，所以上层人物学诗成了一种风气，也体现了《诗经》的教化作用。 
　　一、风教的涵义 
　　所谓风教，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作用于社会的一种说法。比如《诗经》中的305首诗被分为风（160首）、雅（105首）、颂（40首）三部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于文艺的功利主义要求，和用文艺思想来教化世人的统治思想。最早提出风教的说法的是在《毛诗序》中体现。《毛诗序》很系统的归纳了《诗经》中十五国风的特点和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最早提出了本质、体制和体系以及功用的三重教化意义，本质上说，《诗经》的音乐发源于大自然风声模拟的结果，比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帝……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引申而为各地方的民谣，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所说的“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北风”、“南风”即指北方和南方的民谣歌谣，而《诗经》中的《国风》，也是指各国地方的民谣和歌谣。因此，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经过教化而成为规范，形成各种礼仪，作为稳定阶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手段和方法。从体制和体系方面说，“风”即风诵吟咏，比如《论衡·明雩》篇所说：“风乎舞雩;风，歌也。”  《论语·阳货》中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了《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阶段的诗歌总集，文化内涵丰富，自成体系和内涵，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中有重要的影响。从功用上讲，则是“风教”。孔颖达《毛诗正义》：“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即诗之美是一种改良政治“疾病”之“救药”，背出而合训。由此可见，诗经中的风教思想有很大程度的教化作用，成为一种流行和统治手段，或者成为文化垄断的一种形式和表达，国家之立本。 
　　“风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在于创作诗歌的时候，由于诗歌的流行而对世人起到的感化作用和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教化作用，比如《关雎》中的“后妃之德也”;《毛诗序》中“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第二在于统治阶级对于起到这种作用的加以利用和统治，从“上”到“下”的统治和教化，比如《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 
　　诗经中的风教思想基本体现在诗经的内容上，诗经的内容涵盖很广，大到齐家治国、国风民俗，再到老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甚至小到喜怒哀乐，无不生动的丰富的全面展现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及世人的情感寄托，这部文学宝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部丰富的历史馆，窥《诗经》以窥历史，从《诗经》问世到现在，传播几千余年，《诗经》的滋养和哺育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寓意深远，要了解华夏文明、要了解中华文化的源泉，《诗经》都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和历史书。 
　　二、《诗经》与礼乐的关系 
　　《诗经》与礼乐的关系据《论语》的记载，“三百篇” 全部可以“弦歌”，可见《诗经》的诗呈现出来的其实都是歌曲的唱词，最初在社会反映的本质，只不过是用于音乐或者是配曲歌唱的模板。从艺术表现的角度上看，《诗经》是具有巨大的成就和长久的艺术魅力的，《诗经》的语言也具有艺术性，日常生活中，用话语表达感情，但是平谈的话语却难以表现郁结的感情，在不能满足时，说话者不免就会加重语气，或提高嗓门，或拖长声音，加重声音，为的是用感叹或某种变化的音调补充单调的语言表达的贫乏，从而增强表现力。不可否认，感叹语调与变化的音调都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具有了抒情的性质，也使语言突破了单调的说话，形成了唱歌的因素和歌唱的表达。然而情绪的冲动也只有受到某种规律的节制，才能构成有表现力的形式。《乐记·乐本篇》：“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虞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都强调了形式对歌声的规制和它构成的秩序感。节拍首先是赋予感叹声以音乐性的主要手段。当有规律的节拍把每一个词的发音固定在节拍之上时，歌词本身就会产生吟咏的节奏，由二言到四言，最终形成了古代诗歌最基本的句式：四言诗。因此，诗与乐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诗经》中也体现了诗用乐的形式来表现。 
　　《诗经》源远流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推崇和追捧，以孔子和其他儒家先哲为代表的儒家掌门人对《诗经》都是大力诠释和奉行的，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经》以礼乐的形式也形成了独特的试教，这是诗经风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诗教，即《诗经》和儒教的结合，以《诗》为手段，以教为目的。从时代嬗变上看，诗教从其目的功和用大致可分解为以《诗》为教、《诗》教合一、以《诗》代教三个方面或者三个阶段。《诗》为教，意思是把诗当成教材，用以教化的作用，从中可学习和感悟儒家教派精髓、周公家法之规范，比如孔子就取《诗经·鲁颂·驷》中的一句总评《诗经》为“思无邪”，大概意思指《诗经》的主要功能为“兴观群怨”。所谓“无邪”，是对《诗经》的称赞，《诗》反映事实，表达道理，本源于心，依据感情，善恶分别，平和中正，是有利于学习的，并且无害，学习《诗经》自然自能通达;所谓“兴观群怨”，是诠释《诗》是感情抒发、考验得失、规范人伦、对不平之气宣泄的四种基本功能，学《诗经》可以学会孝顺父母的道理，可以学会为人臣子的规矩，尤其是年轻人学好了《诗》，更是可以无往不利。孔子正是对于这样的认识，不遗余力地亲身垂范并倡导诗学。并且孔子还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女为《周南》、《召南》矣夫，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意思是指，如果不学《诗》，可能连话都说不好，不学《诗》中的《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对着一堵墙，没有路可走，甚至都不配作为人，多么严重！孔子还鼓励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年轻人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而《诗》最重要、必须学习的科目，只要学好了《诗》，就可以在国内外都无往不利了，国内当官、还是国外大使，简直都是绰绰有余。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诗经》是具有重要性的，《诗》可以增长知识、增长见闻、锻炼口才、增强礼仪、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以《诗》为教科书，实用而朴素，全面体现了儒家“入世”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孔子自身“述而不作”的学风和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