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古典文献学知识严重不足。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此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呼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古代文献学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知识和操作规范。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基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始就借鉴了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法。在理论研究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几乎也是唯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分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方法的论述上,都借鉴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规范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仅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往往向朴学大师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