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非常重视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进行汇校,“废名在世时出现的所有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

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7]

　当然,尽管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出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也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情况在古代没有出现,因此,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全属于校勘学的问题。因为自《狂人日记》开始,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段,不注意这些就可能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