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要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知识修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要求变低,但又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语言形式和书写工具的发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提高,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一般比较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原因,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异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纳出了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坐吃山空,而要不断根据新情形,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 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