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制度研究

转型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与表现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的转换，并相应地塑造了特定的消费群体。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与环境相关，也与文学制度、文学生产的方式密切相关。王本朝认为：“文学制度使中国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而以前的文学史，多注意或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正是通过对文学制度的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体制如何内化为生产的规则，乃至艺术传达的方式，进而了解现代中国文学是如何产生的。 

　　也许，更有意义的是，王本朝指出了文学与制度的矛盾性。文学制度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同时也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我们对文学制度为现代文学创作带来的活力，以及文学制度的工具主义化倾向，尤其是在文学制度中文学与权力合谋的欲望所带来的负面必须有着清醒的态度。因此，王本朝认为：“制度研究也应该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文学制度的这种悖论集中反映了文学自主化与文学社会化之间的“张力”，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正如阿多诺在《美学》中所说：“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素材取自社会；确切的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因此，一个“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矛盾的现代性难题也成为文学制度研究的话题。对此，布迪厄在《艺术的规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以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等作家为中心，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自主文学场的建构。作家、出版商、批评家等等组成的群体建构的自主文学场不仅为作家自主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而且，自主文学场本身在与非自主文学场和权力场的联系和对立中创造了内部的自主法则。布迪厄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等文中指出，“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那些听命于他人的从业者通过依附于非文学场的、、宗教等势力，来确立他们在文学场中的权力，成为渗透在文学场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