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制度研究

“特洛伊木马”，从而导致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成为“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颠覆“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的状态。这也许正是文学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但是，布迪厄也指出，知识分子可以找到一种介入政治和社会的方法，即通过确立和保证专业自主性，捍卫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由此获得专业权威，运用反思的启蒙社会大众，他认为这是一种“纯洁的政治”，也是文学场的文化政治形式。由此看来，自主场域（包括文学场）的建构就是布迪厄应对现代性难题的方案。 

　　布迪厄的思路无疑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制度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其自主文学场（包括文学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自身的特点，对此，还有待深入的历史分析。王本朝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这一问题，文学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制度所收编，同时，它又在反抗制度的过程中创造文学的活力。这种创造的自主空间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询。王本朝指出，“鲁迅以抵抗性姿态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精神实体，并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使文学成为流动而有创造的运行机制。”这是鲁迅创作的意义之一，也是我们探索现代文学制度的目的之一，即在社会体制、文学制度与作家意志之间如何创造一个文学的自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