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510
【原刊页号】13～1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董炳月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题】鲁迅研究
【正 文】
本文把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鲁迅（当时的名字还是周树人）称之为“仙台鲁迅”。特定的留学背景、弃医从文的转折以及与藤野先生的友情，使“仙台鲁迅”自始至终与近代以来国民国家的想象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后人对“仙台鲁迅”的叙述亦与这种想象相伴随。本文试图以《仙台书简》（1904年10月8日鲁迅从仙台写给同乡友人蒋抑卮的信）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应当说明的是，文题中的“想象”一词即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界说中所谓的“想象”。
　　　　一、初期“仙台鲁迅”的国民意识
在鲁迅留下的文字中，除了《呐喊》“自序”、《著者自叙传略》（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作于1925年初，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等旁涉仙台留学生活的文章，专门谈论仙台生活的只有两篇。一为《仙台书简》，一为《藤野先生》。前者不象后者那样广为人知，但在认识“仙台鲁迅”方面却比后者更重要。这是因为，《仙台书简》写于鲁迅到达仙台大约一个月之后的1904年10月8日，与“仙台鲁迅”构成的是共时性关系，没有经过时间的过虑与改造，展示的是“仙台鲁迅”的起点和原生形态。
鲁迅在书简中向友人介绍了自己初到仙台时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当为第一段，曰：
[前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渐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注：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鲁迅全集》，第11卷321页。）
显而易见，这段话表达了鲁迅当时所怀有的自觉而又复杂的国民意识，以及此种意识与当时的阅读体验、生活体验的关联。
鲁迅在这里谈及自己初到仙台时的阅读状况——即对于《黑奴吁天录》、《释人》以及“新闻纸”（报纸）的阅读。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释人》为清代孙星衍所撰，是考释“人”字及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友人之所以将此文寄给鲁迅，当与鲁迅所学的医学专业有关。对《释人》的阅读可以看作鲁迅专业阅读的一部分，与书简后半部分提及的对物理、化学、解剖等专业书籍的阅读属于同一类型，故暂且不论。而对《黑奴吁天录》和“新闻纸”的阅读，则直接关涉到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
《黑奴吁天录》为“林译小说”之一种，光绪27年（1901）在杭州出版，今译书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为美国作家斯陀（H. B. Stowe, 1811—1896），“斯陀”之名林纾译为“斯土活”。林纾翻译该小说并非仅为叙述美国黑人受奴役之悲惨，且有警醒国人之目的。译小说名为“黑奴吁天录”即含此意。林纾在“序”中谈及美国华工，曰：“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又无通人纪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特《黑奴吁天录》耳。‘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注：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排本引用，后同。）此种情怀在青年鲁迅那里唤起了强烈共感，书简中所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即表明美国黑人的命运在青年鲁迅这里转化为对祖国命运的忧虑。青年鲁迅与林纾（作为《黑奴吁天录》译者的林纾）的一致之处，即在于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以及在弱小民族的命运中对中国人悲剧命运的发现。
1904年的东京已经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而仙台不同，尚无清国留学生——至少在鲁迅的想象与叙述中是如此。当时同在仙台留学的另一名中国学生施霖，一直被鲁迅排斥在记忆之外。（注：关于此事笔者在《“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中已经论及，此处从略。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结合北冈正子《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中文译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11、12期）来看，施霖大鲁迅一岁，同为浙江人，同年到日本留学，同为弘文学院浙江班学生。从弘文学院毕业之后又是同时去仙台，在同一校园内读书，并曾住在同一民间旅馆。鲁迅何以那样彻底地将施霖排斥在记忆之外，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青年鲁迅是为了做孤独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一个“形不吊影”的中国青年置身于日本学生群体之中，这种处境本身已经自然地强化了国籍的差异，而日本学生的傲慢则与对《黑奴吁天录》的阅读一样成为刺激鲁迅国民意识的另一因素。鲁迅在《仙台书简》中将来访的日本学生称为“阿利安人”（即种族主义者视为“高贵人种”的人）且表示“殊懒与酬对”，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将“我震旦青年”与“阿利安人”做高下优劣之比较，发现日本学生“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于是产生了“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的想法。这种具有乐观色彩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解“黑奴”命运所引起的“感喟”。
众所周知，鲁迅就读于弘文学院时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03年春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之际，他曾撰写鼓吹尚武精神的《斯巴达之魂》，高呼“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在同样写于190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中，他感叹道：“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声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写于当年春夏之交的《自题小像》之中则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之辞。由此可见。初到仙台时的国民意识是固有的爱国精神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的显现。在此意义上，《自题小像》中的轩辕黄帝再次出现于《仙台书简》中（所谓“黄帝之灵”）并非偶然。不同在于，鲁迅初到仙台时的国民意识是与新的阅读体验、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这种厌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离开东京前往尚无清国留学生的仙台，于是去仙台留学本身成为鲁迅逃避同胞的一种形式。（注：关于这种逃离笔者在前面提及的《“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中亦有详细分析，此处从略。）《仙台书简》中“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一语对“中国主人翁”的讽刺，就是在东京时对清国留学生之厌恶的延续。换言之，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对“中国主人公”的拒斥所构成的国民意识、民族意识的分裂，同样从弘文时期的鲁迅那里延续到“仙台鲁迅”这里。
　　　　二、在《仙台书简》的延长线上
《仙台书简》对鲁迅仙台生活的共时性记录止于1904年10月8日，其后将近一年半的生活只有通过《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这种回忆性的文章来了解。《呐喊》“自序”1922年写于北京，是在鲁迅离开仙台十六年之后；《藤野先生》1926年写于厦门，是在鲁迅离开仙台整整二十年之后。时间与空间的巨大间隔已经使“仙台鲁迅”被高度对象化。将这两篇文章与《仙台书简》结合起来阅读，“仙台鲁迅”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便显现出来。
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鲁迅不止一次讲述了“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给他留下的屈辱记忆、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仙台鲁迅”来说，这两个事件本质上都是作为“国民事件”——国民身份的再发现与国民意识的强化——发生的。“漏题事件”使鲁迅切身感受到的是国家与国民的密切关系——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幻灯事件”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有关该事件的记述《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略有差异。从《呐喊》“自序”的记述来看，该事件使鲁迅发现了国民的“愚弱”（麻木）。鲁迅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而《藤野先生》一文对幻灯片上被枪毙的俄探、围观的中国人以及“我”（“我”正在教室里和日本同学一起看幻灯片）三者“中国人”身份同一性的强调，则表明“幻灯事件”使鲁迅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由于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对“幻灯事件”的叙述有差异，便有日本学者怀疑该事件的真实性，将此事件视为“传记的传说化”。（注：参阅《幻灯事件的事实依据与艺术加工》，渡边襄作，马力译，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实质上，无论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对该事件的叙述存在着多大差异，但在鲁迅的叙述中该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触发国民意识——却没有任何变化。
对国民之“愚弱”（麻木）的发现导致了弃医从文的巨大转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段表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笔者要强调的是这段表述与“幻灯事件”的逻辑关系。既然弃医从文是由对国民之“愚弱”（麻木）的发现促成的，那么“改变精神”这一行为的指向自然就是促进“国民意识”的觉醒。这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弃医从文故事本质上是作为“国民觉醒故事”发生的。对于鲁迅来说，“国民觉醒故事”具有作为个体拥有自觉的国民意识、进而将国民意识普遍化的二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