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

不能忘记《仙台书简》。将上述分析与《仙台书简》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国民的再发现、国民意识的强化以及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完全是在鲁迅初到仙台时怀有的国民意识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黑奴吁天录》有可能一直对“仙台鲁迅”发生着潜在的、持续的影响。鲁迅切身体验到弱国子民的屈辱并观察到国民的愚弱，都是在“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之后。更重要的是，“仙台鲁迅”对于国家和国民关系的理解与《黑奴吁天录》十分接近。《黑奴吁天录》主人公之一哲而治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须知有国之人与无国者，其人民苦乐之况，何啻霄壤。”林纾共感于此，在小说译本的“跋”中谈及美国人强行检查华工信函，指出：“向来文明之国，无发私人函。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谓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而鲁迅所言“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则包含着相同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低能”的鲁迅和幻灯片中被杀头、看杀头的中国人是别一种意义的“黑奴”。不仅如此，《藤野先生》一文记述的前来检查解剖学笔记的日本学生的傲慢无礼，也印证了《仙台书简》中“阿利安人”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无疑会唤起鲁迅到达仙台之初对日本学生的负面记忆。
在借助文艺之力唤起民众这一点上，青年鲁迅也与林纾表现出一致性。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文译本的“跋”中直言：“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述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而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此种文艺功能观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那时”对林译《黑奴吁天录》的阅读。林纾在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因此受到鲁迅的批评，但是，鲁迅对于林纾在翻译上的贡献却一直给予肯定。（注：1935年6月所作《“题未定”草》（收入《且界亭杂文二集》），褒扬林纾只知汉文却翻译了欧美文学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等文也多次提及林纾的翻译。）这或许是因为仙台时期阅读林译《黑奴吁天录》的体验一直存在于鲁迅的记忆之中。《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众多“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是因为鲁迅相信诗歌“撄人心”的力量。而这是在他自己的心被《黑奴吁天录》所“撄”之后。
青年鲁迅作为“国民”出现于仙台，并且是作为更加自觉、更具主动性的“国民”离开仙台。在“国民”的意义上，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的过程从到达仙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离开仙台的鲁迅与初到仙台的鲁迅并无本质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处理国民意识的方式——以文艺作为手段将自己的国民意识传达给民众，使之普遍化。弃医从文这一行为在空间形式上的体现是“弃仙台回东京”，而回东京意味着回归自己曾经厌恶并且逃避的清国留学生群体。相对于这种手段的选择而言，对待国民群体的态度由当初的逃避向现在的回归这种转换更重要。当初前往仙台的目的之一本是追求孤独，但在经历了短暂的孤独之后，青年鲁迅终于意识到了“国民”的无法逃避——这个“国民”既是外在的他人又是内在的自我，既是主动的追求又是被动的给予。
　　　　三、“仙台叙事”的意识形态性
《藤野先生》是鲁迅从整体上回忆仙台留学生活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26年10月。这个时间是重要的。从这时开始，“仙台鲁迅”脱离鲁迅的个人记忆成为社会话题，成为被阅读、被阐释的对象。如果把有关“仙台鲁迅”的记述和阐释称作“仙台叙事”，那么从此时开始“仙台叙事”的叙述者不再仅仅是鲁迅本人而是包括了众多的第三者，第一人称的、自叙性的“仙台鲁迅”与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出来的“仙台鲁迅”开始叠影在一起。这个“第三者”中有在1936年鲁迅去世后寻找藤野先生、撰写相关文章的日本记者，有1945年以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情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惜别》的日本作家太宰治（1909—1948），有战后将“仙台鲁迅”视为中日友好象征的仙台人，有1964年在藤野先生的故乡建立“惜别”纪念碑的人，甚至包括中日两国众多的“仙台鲁迅”研究者。“第三者”的叙述使“仙台鲁迅”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文本形态，并且从外部在“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仙台鲁迅”因此承担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此种意识形态功能，鲁迅本人也显然已经意识到。他在《藤野先生》中谈及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时所谓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将个人关系纳入国家关系之中。1934年11月日本学者增田涉因编译《鲁迅选集》给鲁迅写信，就哪些文章应当编入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的回答是：“我要放进去的是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关系来看，鲁迅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找藤野先生或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思念，而是怀着国民的自觉性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向日本读者传达某种超个人的信息。就“仙台鲁迅”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数太宰治的《惜别》。
《惜别》是太宰治应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于1942年5月）的请求而创作的， 作品的诞生与战时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日本的侵略战争陷入困境的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并提出了“五项原则”。日本文学报国会请太宰治创作《惜别》的目的，是希望太宰用鲁迅和藤野先生的友情来表现《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即所谓“独立亲和”原则。就是说，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仙台鲁迅”被直接纳入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成为“大东亚想象”（本质上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帝国想象”）的材料。
问题在于“仙台鲁迅”所包含的中日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具备表现“中日亲和”（“东亚亲和”限于中日两国而言就是“中日亲和”）的可能性。就前述国民意识的强化而言，“仙台鲁迅”本质上不具备表现“中日亲和”的可能性，相反，“仙台鲁迅”的诞生恰恰是“中日不亲和”的结果。“阿利安人”的歧视与欺辱，幻灯片上被日军斩杀的中国人与麻木地围观的中国人，所有这些刺激了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使他投身到唤起民众的实际行动中去。在某种意义上，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主要是以日本为指向的。藤野先生的关怀给青年鲁迅留下了温暖的记忆，他们的关系具有表现“中日亲和”的可能性——事实上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已经进行了此类尝试。但是，当藤野先生善待鲁迅的时候，其行为实质上包含着日本批判的性质——具体说来就是“反明治”的性质，即在明治后期普遍歧视中国人的日本社会中尊重中国人、关心中国人。1938年初，藤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及自己为何善待鲁迅，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注：引自山田野理夫《鲁迅在日本》，严绍璗译。收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种“汉心”与明治时代日本“脱亚入欧”的社会潮流显然格格不入。与这种“反明治”行为所确立的少数派立场相对应，被留级生们嘲笑的关西土话与引起火车乘务员戒备的寒酸衣着，都意味着藤野先生与日本主流社会的距离。在青年鲁迅眼中，衣着寒酸、满口土话的藤野先生本来也是作为弱者存在的，其弱者身份冲淡了“日本国民”身份。太宰治在充分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对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关系的真实含义有了准确理解，这样，是违背历史事实、在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虚构一个“中日亲和”的故事，还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和鲁迅记忆的基础上展开独自的国民国家想象，对于太宰治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事实是太宰治选择了后者，用自己的方式对战时日本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抵抗。
也许是为了回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惜别》表面上打着《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印记。典型体现是小说中的藤野先生表达了“我认为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理应视为“大东亚共荣”的另一种表达。不过，这种观念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却被解构了，或者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太宰治笔下，对战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解构呈现为讽刺性的喜剧形态。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田中卓（太宰治虚构的另一位满口方言土语并因此感到自卑的日本学生）的三人同盟被写成基于日语不标准、不熟练的自卑感而结成的，这种描写实质上构成了对“中日亲和”的调侃。与此同时，以日本国家的代表自居、视所有清国人为潜在俄国侦探的学生干事津田宪治被描写成满口假牙、自命不凡、言辞夸张的人物。太宰治创作《惜别》的时候《仙台书简》尚未被发现，而津田宪治却展现出生动的“阿利安人”面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太宰治超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更为重要的是，太宰治在《惜别》中让藤野先生表达了“不要欺侮支那人”这一朴素而又是非分明的立场，并且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三民主义的肯定——青年鲁迅被塑造为“三民主义的信奉者”，藤野先生从三民主义的理念出发强调“支那之保全”，甚至津田宪治也赞美孙中山。（注：关于《惜别》的中国观、日本观，笔者在《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的〈惜别〉研究》一文中有详细阐述，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这里从略。）在昭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现实面前，强调“不要欺侮支那人”，强调“支那之保全”，则构成了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判。这样，太宰治个人的国民国家想象以“反昭和”的方式建立起来。这种“想象”不仅与“仙台鲁迅”的“想象”达成了一致（对中国主体价值的尊重），“反昭和”亦与藤野先生的“反明治”构成了历史性的延续——都具有背离帝国主义的意义。这意味着，在明治后期和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正面的中日关系只能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的批判建立起来。无独有偶，和鲁迅希望《藤野先生》能够翻译成日文、被日本人阅读一样，太宰治也曾希望自己的《惜别》能够翻译成中文、被中国年轻的知识人阅读，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的感怀”。（注：《〈惜别〉之意图》。笔者的译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