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转型语境下的五四“文学”选择

　　上文有论，为了使文学脱离政教伦理的羁绊，陈独秀极力倡导不载道、不言物的文学“独立”思想。正是源于担心“言之有物”的文学改良会流于“文以载道”的老路，陈氏非常推崇自然派文学家的创作手法：“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他如此梳理欧洲文艺变迁，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必然走势鼓潮弄浪：“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e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宣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自然主义，倡于十九世纪法兰西之文坛，而左喇为之魁。氏之毕生事业，惟执笔耸立文坛，笃崇所信，以与理想派文学家勇战苦斗，称为自然主义之拿破伦。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
　　考察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导向染有浓重的科学主义色彩。诚如茅盾所言：“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由此他还号召“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结合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陈独秀的“文学本义”。陈独秀主张文学本义只在“达意状物”，而不“载道”、不“言物”。“言物”与“状物”，此物非彼物，陈独秀不言的是胡适所言及的“情感”、“思想”二物，要状的是自然、科学之物。对于这种科学状物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梁启超有过精彩的解析；“科学的研究方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泛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把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实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丝毫的感情作用。”“即真即美”的文学，其价值是放在科学的尺度上衡量的。其实，文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评判并非难以划定界标。中国近代学科转型之时，有很多学者正是从文学与科学的比较中建立对“文学”的认识的。王国维曾经这样区分界定：“学之义广矣，古之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日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也，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无独有偶，郑振铎也区分文学与科学的异同，他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一)文学是诉诸情绪，科学是诉诸智慧。(二)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含在本身，科学的价值则存于书中所含的真理，而不在书本的自身。……文学的价值与兴趣，不惟在其思想之高超与情感之深微，而且也在于其表现思想与情绪的文字之美丽与精切。他强调文学与情感和想象的关系。不同于科学的认识，文学是以情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的。通过比较，郑振铎给出了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人们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
　　从郑振铎对文学与科学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真实不等于现实真实，文学是一种虚构想象的创作，而科学才是对自然的客观观察、如实描写。但作为新文学的诞生地，《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就是以倡扬科学、贬抑想象为职志的。陈独秀将“想像”设置于“科学”的对立面，明确宣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试看他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否定：“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在他看来，凡是没有经过西方自然科学洗礼的学术、文学、哲学都是不可相信或说要矢口否定的。“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文学都是想像的文字，必以“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科学文字取而代之。结合胡适对文学界定中的“文当废骈，诗当废律”、“表情达意”、“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此中已经内蕴着以科学规训文学的取向，而且在新青年派看来，文学科学化是荡涤虚华、走向现代的必然之路。对此，陈独秀如此解释道：“即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若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与陈相较，傅斯年更是将文学的科学化走向点拨的明白通透：“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
　　回顾五四的文学选择，新文学运动者在启蒙的焦虑下很大程度上将文学之本体价值与科学之本体价值联系起来，并且混淆了二者的价值评判标准，由此文学独立本应文学自律却沦为了科学的他律，这也必将影响对文学修辞价值的客观评判。对此，周作人后来一改原来的看法，认为“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与周作人同在文学研究会共事的严既澄也对以科学规训文学的理念有着学理上的误解：“我们很可以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自绝其生命而寄生于科学的身上”，“在文学界里，本来就没有要烦科学来插嘴的事情。哲学上的直觉(hltllition)，心理学上的内观(Interspection)都是科学所极力排斥的，以为是毫无根据，不成方法的，然而这两种作用，在文学上，便占了重要的位置。想象是科学所轻视的，然而一入了文学界里，他就成了文学的主要原动力。文学可以和科学立于反对的地位，于此可见了”。
　　四　“即真即善即美”与文学“乌托邦”的建构
　　学科转型语境下的五四文学选择，凝聚着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反思与新文学未来之路的遐想。面对传统知识体系中学科混沌不分、文学依傍政教伦理存在的现状，中国近代的文学革命先驱提出了文学“独立”的观念。然而，分化昭示着与混沌的对抗，也意味着新的结合。审视五四的文学选择，在文学概念的重构中，“美”并没有占据文学最高的原则，“真”与“善”才是名副其实的五四文学的盟主。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两大理论贡献，“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已经内隐了“即真即美”与“即善即美”的文学观念。
　　所谓“活的文学”即白话文学。研读胡适对白话文学之“白”的“明白如话”、“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阐释中，无不体现着“以真代美”的意蕴。胡适追求的白话的“白”就是“清白”、“明白”，无歧义，即老子所说的“信言”。倘若说作为单纯的表达语言来说，确立这样的标准并没有问题。但文学语言的特性正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信言不美”。易言之，“清白”、“明白”的语言往往缺少美的质素，审美价值相对欠缺；“美言”即诗性语言又“不信”，它追求的是“言外之言”、“无言之言”，暗示性、模糊性、语义丰富性是其特点，当然又不可能“白”。要求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既“白”且“信”，很大程度上是在剥夺文学语言的“美”，语言“信”与“美”是不可通约的两面。结合胡适对文学概念中的“表情达意”、“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总括其对文学的见解其实就是以一种“以真代美”的思维看文学，极力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与“活的文学”“以真代美”相较，“人的文学”渗透着“以善代美”的思想。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文学之本，李大钊将“博爱的精神”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根基，鲁迅文学创作“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上文有论，五四文学在“文以载道”的问题上走了一条从超越到回归的道路，问题的关键不是载道的问题，而是载什么道的问题。是载儒教伦理之道还是载自由民主之道?在五四学人看来，只有载自由民主之道才是善的、美的。由此，以“即善即美”的理念衡量中国文学，他们自然发现不了《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古典著作的审美价值，而偏爱描摹“人力车夫”作品。
　　“即真即美”、“即善即美”，不仅在五四文学革命先驱的文论中有着较为通透的体现，而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留有深刻的思想烙印。受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贯彻着追求切实效果(“真”)、政治功用(“善”)的审美倾向。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在追求“即真即美”的效果；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都在追求“即善即美”的价值。然而，依照马克斯·韦伯“价值领域诸神斗争”的理论，真、善、美有着不可通约的价值评判标准，“即真即美”、“即善即美”其实是价值一元论的意识的体现。价值一元论是人类各种价值之间的和谐性、一体性、可容性，相信“诸价值领域的基本之一”性，而价值多元论则揭示出各价值之间的冲突性、不容性、认为“诸价值领域的彼此分离化”。前者的意念建立在：“大自然已经用一条牢不可破的铁链把真理、幸福和美德都结合为一体。”这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念；后者则基于：一事物之所以为美，恰恰认为其不真不善，才成其为美；一事物之所以为真，恰恰因为其不善不美，而且其不美不善，方成其为真。由此而言，五四的文学选择混淆了文学之美与科学之真、道德之善的边界，而且“即真即美”、“即善即美”文学选择只是一种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想象。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界，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沈从文的“边城世界”，再到左翼文人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真即善即美”的乌托邦想象有着各式各样的演绎。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即真即美”的文学理论，也不乏“即善即美”的文学作品，只是清醒审视“即真即善即美”乌托邦的人士太少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是其中一位。面对人们对“黄金世界”的描摹，鲁迅就曾冷静地指出：“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一语道破“即真即善即美”的不可能性，而其“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思想让我们认识到，越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却越容易造成假恶丑；愈是认为能在一揽子中实现一切价值，却往往会背道而驰，连最基本的价值都遭受践踏；越是高唱“黄金世界”、“人间天堂”、“大同理想”，却越给人间造成劫难与痛苦。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相信“真”、“善”、“美”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也承认乌托邦思想曾给中国带来的精神苦难，但这决不是我们放弃乌托邦精神的理由。20世纪末对乌托邦思想的反思是彻底的，因为太过彻底，连文学最起码的“乌托邦精神”也消失殆尽。当下社会中乌托邦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放弃了对未来的想象，放弃了对一切虚无缥缈的诗意境界的渴慕，我们汲汲于现实功利，精确地算计和预测替代了诗意的栖居。然而，聪明而自私、理智而冷漠、富有而无情的社会决不是我们期冀的未来社会。由此审思学科转型语境中的五四文学选择，我们不能苛责文学革命先驱为什么在“文学独立”理念的标榜中走上了“即真即美”、“即善即美”的思想路径。本文的初衷也并非削足适履地以“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的理论简单地评判学科转型语境中的五四文学选择是对是错，而是去历史地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毕竟，“文学独立”只是一种理论追求，科学、道德、审美分治思想也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