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之我见

    首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思想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哲学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只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既不可能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继续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由于专业的限制，我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方法，只想就一些原则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如果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可以说以往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我注六经”，而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高扬主体性的时代，有人则更倾向于“六经注我”，现在看来，这种倾向难免矫枉过正之嫌。我以为，我们可以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通过视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不过为了防止过度的相对主义，亦即不同的视界交融产生的不同成果之间难以通约，需要采取“还原”的方法作为补充，亦即确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为“视界交融”的基础和前提。古人的学说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阐发的，我们也以孔子《论语》为例。《论语》作为孔子与其门徒对话的集锦，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很少用大而化之的普遍理论教育学生，而是在不同的境域中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阐发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将孔子的语录还原到原初的语境中来理解，而是将其独立出来，还要追问其普遍的含义，当然不可能体会其活生生的思想意蕴。这是就某位哲学家而说的。若就更加广阔的思想环境而论，我们亦有必要采取还原的策略。当我们面对热闹非凡的20世纪哲学，冷眼观之，一定会生出一番感慨：不知50年100年后，还有几位哲学家名留青史？显然，50年后10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缩水”后的20世纪哲学史，可能只剩下了几位“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那个时代，了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仅仅关注这几位代表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再现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理智氛围。当我们过分关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将哲学思想的历史强制性地纳入了逻辑之中，殊不知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是后人完全凭逻辑推演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为了避免以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被逻辑简化了的历史丰富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具有逻辑地简化历史的危险。
    当然，我们发现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丰富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抛开西方哲学而另辟蹊径，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注经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以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思想需要汲取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焕发青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早已渗透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思想的确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将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纠正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鉴西方哲学之是长，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国思想的精髓与神韵。
    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所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表面上是一个学科性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探讨中国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
    中国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被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哲学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就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简言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西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化。中国哲学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以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标准，集中于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有其独到之处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全球化之际，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全球化并不是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化”为一种文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为各式各样的文明相互之间展开交流融合提供的一个大平台。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美其名曰“返璞归真”，回溯到中国哲学的本源，去寻找治疗现代文化之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二为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用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具有一定亲和性的东西弥补其缺陷。其三则是解释学的方式：关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视界交融”，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我以为，这第三种方式比较合理。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今天，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有科技社会的异化现象，就要求退回到被理想化了的过去，那是因噎废食，既于理不通，亦难产生现实意义。看到现代文明缺少什么，就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儿补丁缝缝补补，更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也就是所谓一种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文明植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中国哲学对于解决现代文明之难题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毫无现实意义，那不过是将中国哲学当作死古董来研究，也用不着讨论合法性的问题了。
    我们可能会问，一种古典哲学如何对现代文化的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底色”，中国文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西化，因而中国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亦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灵魂。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哲学史观。
    第三，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史观。我们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束缚，惯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盖棺论定，似乎这就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影响，把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线性进化过程，似乎越是后来的哲学一定比在先的哲学更接近真理。这种哲学史观的负面影响，决不亚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后果。就此而论，我想引入一种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不同的哲学史观。
    哲学――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就其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论，它的问题境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特点，因而不存在终极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一种哲学思想，例如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我们面对同样的哲学问题而可以采取的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思想无论多么古老，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意义，甚至可以说其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历史性之中。这就是说，如何思想都不会因为成为历史而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研究古典哲学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就在我们的思想中“复活”了，而这种“复活”并非简单地“复古”。由于我们与古人面对的是同样或者类似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就成了我们的哲学思考的必经之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中国哲学面对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将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思想都纳入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辨别清楚中国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重新塑造中华文明的灵魂。
    总而言之，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论，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问题十分复杂，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我们同时面对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各式各样的学说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广泛的选择余地。当然，难题也就在这里了：在没有路的世界上作开路先锋是异常艰难的，但路如果太多了也会使我们无所适从。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一位日本学者对话时，对日本学者试图求助于欧洲美学思想来找到一些必要的概念把握日本的艺术，表示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缺少规范和确定性是东方语言的缺陷。海德格尔担忧引入欧洲美学概念的结果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4]虽然海德格尔谈的是艺术，但是考虑到他试图以诗化思想取代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说讨论的也是哲学。如其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家。不论哪一种声音都在应和天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声音。我以为，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有太多的不可通约之处，强使中国哲学发出西方哲学的声音，或者迫使西方哲学说中国哲学的话，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不同的哲学之间不可通约，但是彼此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且由此交流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却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亦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想再做一点说明。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当然首先是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的，但并非与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关系。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吸取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尽量恢复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再现其源始的原生态，那么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哲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前者的基础上，融汇人类所有的精神文明，开创崭新的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标应该是成就中国（现代）哲学，其实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