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
　　韦伯认为，经济理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合理的资本计算和经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韦伯看来，在东方，商业组织只是家族内部的事情，故无计算的必要，然而西方商业组织的发展，非家族成员的商业组织成为普遍的现象，随着贸易额度的扩大，商业由集体经营之后，各种计算就必须以正确的复式簿记来整理，以精细计算非家族商业组织成员的利润。同时，由于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依靠资本计算形式的货币计算成为企业经营的必要条件。最后，出现企业和家计的分离，使合理的资本计算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形成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以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三)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
　　科层制是组织制度合理化的最突出体现，在韦伯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体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体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1]‘‘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
　　二、韦伯的现代性及其非合理性
　　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关于合理性和非合理性，韦伯认为，概念本身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