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

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四、“天下”与“民族/国家”：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