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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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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定一

     在西方哲学辩证法发展的历史星河中,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是两颗明耀的巨星:一个是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高峰上的皇冠,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辩证法上的魁首。两颗巨星遥相呼应,构成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个超越感应的光环。恩格斯把亚里士多德誉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并且还指出: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1](466页)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博,以致在各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构建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是,深究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两种辩证法形态的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触及到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探索了辩证法本质的深层结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作了深刻的概括: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和它的主要特征。黑格尔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为了进一步深入把辩证法的理论实质和总体特征,扩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 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

        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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