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手机的影视消费及其叙事策略

一看点，它不仅极大地规约着剧情编排与情感演绎的方式，也为新时期的反特任务增添了特有的流行元素。改编自美国动作片《一线声机》的《保持通话》，同样将手机作为基本的叙事编码，意外接到求救电话的公司职员阿邦，为了解救一位单亲妈妈和她的女儿，在往来于城市上空的信号交递中，在驾车飞驰与保持通话的速度与激情中上演了一幕幕紧张惊险的连环追踪……此外，《手机》《第601个电话》《命运呼叫转移》《爱情呼叫转移》等影视剧也都很注重时尚手机的影像构形，积极发掘契合题材自身的手机文化，其中一些作品在风格与立意方面甚至不满足于“道具手机”的角色功能，而是将手机审美进行了再定位与再审视。

 

　　二、媒介伦理。

　　“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文艺的传统功能注重的是伦理叙事。”[4]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影视生产的精神导向与消费母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大众文化文本接受过程中……一个文本能够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和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即能够让读者从中解读出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来。这种相关性是大众文化文本获得受众认可的前提。”[5]

　　所以，在切近中国核心居民的趣味与心态上，《英雄》《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奇观化”电影虽票房过亿，却不如《甲方乙方》《手机》《爱情呼叫转移》《非诚勿扰》等生活伦理片更有口碑。因而在当代商业文化语境中，我国影视作品中的手机叙事作为商业运作、广聚人气的战略手段，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很强的社会伦理色彩。

　　正是在适应大众欣赏取向的基础上，当下影视中的手机叙事在如下两个方面获得艺术图解：一是以手机媒介透射大众的物质欲求与伦理异化；二是对手机的介质特性施行伦理拷问。

　　从第一个方面看，影像消费语境下的手机叙事因为要走综合艺术与娱乐的大众化道路，追求文本接受的“文化按摩”功效，尽管会触及当代转型的异化与阵痛，却无意对之做出严格的文化拷问与伦理检示。因而，我国影视中的手机话语在发轫伊始就呈现出并不纯然的道德理性与批判色彩。比如，贺岁片《命运呼叫转移》（《山区》篇）。

　　为了保证票房、迎合受众，《山区》篇不仅擦除了底层经验中固有的苦难感、异化感，弱化了现实指涉，更将手机所负载的平民欲望强调至无以复加的地步，炮制出关于手机工具理性的当代神话。所以，我们看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