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价值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体现。在相当程度上,《狗镇》揭露了基督教的困境,基督教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是有张力的。现代社会的人对基督教是如此不满,但是又总在基督教的逻辑里想问题,做事情。
　　
　　四、基督教价值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从文化上来看,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个人或群体的“过去”有牵缠。战争中的屠杀,人性的恶,使得“上帝是否死亡”这个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偈语。伯格曼一生都陷在这个偈语的深渊中,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一沉重主题的边界内。在以伯格曼为原点的周围,延伸着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基督教仿佛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幻影,导演们将古典时期人性的问题转化了过来,这些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在加深人性困境的同时,基督教也极大地加强了人的精神张力,将之推向一个绝对的深度。这些导演在这种张力中把对基督教的思考融入到他们的电影中,他们挖掘人性,表现世俗的恶,追寻在当代西方社会基督教之于人的意义,而这些都是从对基督教最深刻的领悟中开始的。他们裹着基督教的问题,深入挖掘其中伟大的精神。从他们的电影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电影中的语境。
　　《处女泉》(1960)是伯格曼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一偈语叙述得最为激烈、故事最为黑暗的电影之一。十几岁的小女孩在去教堂的路上被强盗奸杀,女孩的父亲在女儿被杀的地方呼喊苍天与上帝,这个黑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人性之恶上帝的正义在哪里?导演提出了对上帝的最严重的理性质疑,即恶的问题。世界中恶的存在是我们无法相信还存在一个爱的、有力的上帝的主要原因,也是基督徒们遭遇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大屠杀中令人震惊的行为,还是恐怖主义分子在世贸大厦对生命的摧残,抑或在发展中国家的饥荒、癌症患者绝望的痛苦,都使我们无法忽视世界上存在的恶。
　　获得195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第七封印》是伯格曼思考人与死亡、人与上帝的作品,也是他的巅峰之作。导演通过影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布罗克一直在思索的痛苦中,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并对上帝提出质疑:“难道人真的无法看到上帝的本来面目么?他为什么总是隐藏在那些不切实际的神迹之中?”当死神来临的时候,他握紧双手焦虑地祷告。新教神学家奥特也有相似的问题,“今日神学的中心问题(即上帝问题)中有此一问:对我们时代的成年的、旷世孤独的、依靠自己和被要求全面自我设计的人而言,《圣经》关于活的上帝的信息是否能给人启悟,赋予灵感?”[3]
　　骑士的疑问也是伯格曼自己的疑问。伯格曼本人的回答似乎可以从《野草莓》(1957)中找到答案。在《野草莓》中,当伯格教授被几个年轻人询问上帝存在的问题时,伯格教授背诵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我四处寻找的朋友,你在哪里?(Where there is the friend I seek everywhere)
　　黎明是充满了孤独和爱的时刻,(Dawn is the time of loneliness and care)
　　尽管我的心在不停地燃烧,燃烧,(Though my heart is burning, burning)
　　但当黄昏来临,我依旧睡意浓浓。(When twilight comes I am still yearning)
　　我看见了他的痕迹,充满了荣光和力量。(I see His trace of glory and power)
　　在每颗谷粒中,每朵花的芬芳里,(In an ear of grain and the fragrance of a flower)
　　在每一寸呼吸与空气中,(In every sign and breath of air)
　　都存在着他的爱。(His love is there)
　他在夏日的微风中对我们耳语。(His voice whispers in the summer breeze)
　　这就是伯格曼在当时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回答。用奥特的话来说:“上帝是那位全然围浸我们人的灵魂的[神]。”[4]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是它在此,围浸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融入到了我们的孤寂、落寞、抗争、希望、忧虑,以及我们的烦闷无聊和洋溢的激情之中。我们在这个深广而激动人心的领域历险,这个生存的创造性深度之域,我们称之为“上帝”。他无处不在。
　　“费里尼一辈子都在述说着罗马陷落的故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