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载如下：身体欠佳的景帝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不仅如此。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娡起了延宕强化之功效。自出场以来，王娡的形象一直是谦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以致于窦太后与景帝都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娡、窦婴、田玢、李广、卫青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其缘由不外乎历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可能而不必要的事情，仍不可为。
　　总之，历史正说剧同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生活即历史事实的“渐近线”，以正说面世的历史剧理应遵循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力求在展现历史知识的同时传递智慧，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宣扬真挚情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
　　
　　再看历史戏说剧
　　
　　戏说剧多以轻松的姿态、幽默诙谐的形式讲述秒趣横生的故事，虽仍与历史有着些许“瓜葛”。但它并未背负多少“传承历史之精髓”的神圣使命，而是借着历史的外衣抒发当代人的感怀，嬉笑怒骂之中，传达出市井的处世哲学，一张一弛之间，刻画着善恶忠奸多样的面孔。与正说历史剧相较而言，戏说历史剧借题发挥的痕迹更加明显，精神消费品的属性也更加突出。不求深邃但求有趣成为众多戏说历史剧共同的品性追求。戏说历史剧对乐趣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大众艺术之一种，有趣方能引人入胜，从而保证一定的收视率，促使戏说历史剧获得长远发展的现实基础。但这趣味有高下之分。高雅的趣味，是 乐子里面藏着道理，是趣味之中含着教益。从低来讲是谑而不虐。趣而无伤大雅：从高来讲。则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意味”，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导观众追求积极健康有益于生命的趣味。低下的趣味则是媚俗的，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搜异猎奇心理，譬如编造一些皇帝微服出宫与风尘女子的艳遇、和江湖侠女的痴缠，或是展示弄臣贼子的谄媚之术与阴谋诡计，更有甚者则是将野史传闻之中的宫闱之事大加渲染，极尽能事描摹妃嫔之间争风吃醋的繁琐细节与丑恶嘴脸，从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品位。从长远来讲，这种低下的趣味追求注定形成杀鸡取卵之恶性循环，提供此种新鲜刺激但没有营养的“文化大餐”，终会“倒了观众的胃口”，是不利于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的。由此可见，戏说亦有戏说的规矩，要有趣，又要有教益，有教益才能深入人心，确保戏说历史剧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实现双丰收。
　　在整体的创作原则方面，戏说历史剧的成败在于趣益结合的把握度。
　　以红遍大江南北的戏说历史剧《还珠格格》为例，此剧带有戏说历史剧的鲜明烙印：简单化的矛盾、脸谱化的人物、夸张的表演、幽默的故事，平民化的视角。根据台湾作家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展现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紫薇格格、还珠格格、永琪、尔康、尔泰等王公贵族青年男女之间的是是非非，演绎了一部令所有观众耳目一新的披着历史外衣的琼瑶式爱情剧，与以往讲究尊卑有序、故作温良敦厚的宫廷女子形象相较而言，动辄上房揭瓦的女主角小燕子她的侠肝义胆、疯癫直爽、豪迈大气、不谙世事是新鲜刺激的，和惯常的描绘远离市井的后宫争斗、皇族生活作比对，此剧更是以宫廷故事与民间生活、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崭新姿态示人，讲述发生在这群年轻人之间的种种趣事，轻松愉悦的氛围让观众卸下心中所有负累，尽享这遥远年代的故事带给他们的乐趣。当然这部戏说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各界的好评。除此之外，还有赖于创作者对剧作整体理念的把握。在于贯穿全剧的那种朝气蓬勃、纯真向善、积极向上的精神。剧中人物对于深浓的爱情、真挚的友情、感人的亲情的珍视让荧屏之前千千万万个为生计而忙碌奔波的人们在这一刻停顿下来，再一次体味真情的可贵、生命的可贵，他们对于幸福的执著、对于善和正义的坚持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人心。这种有趣又有益的戏说形式自然收效颇丰。
　　历史剧的创作，既有着普通影视剧的共性要求，譬如既要有打动人心的感人故事。又要具备积极向上的趣味，要将乐趣与教益、娱乐与意识形态教化相结合，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等等，同时历史剧又有着其题材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秉性，即历史剧在传承历史智慧、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影视剧难以企及的优势。对于这一优势，近年来的影视剧创作已有所开掘，但力度显然仍有待加强。我国的历史剧多以人情戏为主要表现对象，不论讲述的故事为何，人情事故大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而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文化整体譬如其中的礼仪、服装、饮食、建筑则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道具来处理，有时甚至连这种背景化的处理都是漫不经心漏洞常出。以饮食文化为表现对象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大获成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剧作讲述一个御膳房宫女历经磨难的成长经历，在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情况下，凭借着对于饮食文化的详尽展示以及御膳房尚宫、宫女门的专业精神与责任意识的表现，该剧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这样一部简单的作品，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很好地借助了传统文化的力量，通过一个励志故事把这种强大的力量转化成为电视剧的魅力。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