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西方电影“犯罪”叙事与道德影响

形象产生崇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叙事空间里的汉尼拔,都不是所谓的“英雄”,他永远是一个食人魔,杀人并且吃人肝脏。我们不禁担心青少年对于这种形象的喜爱和崇拜会导致其价值观的改变和行为上的模仿。

　　当代电影还往往将善与恶、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正邪力量斗争的结果暧昧不明。影片主题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根本就失去了主题的意义取向,影片对于一些道德问题并不发表看法。比如战争片中用血流成河的场面衬托英雄主义,科幻片中用大面积牺牲衬托科技力量,恐怖片中为了制造恐怖效果而肆意践踏生命,成为纯粹“恐怖展览”或“为恐怖而恐怖”的娱乐影片。如今电影观众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70%的票房来自16～29岁的青年观众。而这批观众不喜欢“老套”,不喜欢“经典”,他们对影片主人公的越轨和破坏行为更有兴趣。这不禁让我们担心电影叙事所带来的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击。而电影为了赚取更多票房,会一味迎合年轻观众的欣赏取向,删去教条和说教,添加更多吸引人的元素,从而淡化了对道德的关注,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场华丽的解构狂想曲。这一点对于青年人无疑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过问卷调查,现在的青年人普遍对电影中的角色好坏没有明显的认知,而是习惯性地去喜欢自己喜欢的演员和剧情。观影之后,他们很少思考其中涉及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于电影呈现的观点则是容易接受和相信,不会去批判和反思。这就使得电影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更加彻底。电影叙述对人物的行为不带任何意见的展现方式也会使得年轻人对于这些行为采取漠然的态度,形成一种道德的僵化,甚至麻木不仁,看到大面积的死亡和暴力屠杀也不会有强烈的道德反应,而是纯粹的旁观。这种态度是很可怕的。青年人是日后建设社会的主力,他们的道德漠然对未来的社会建构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年轻一代往往社会压力大,就业、住房和婚姻等等问题导致他们会产生反社会和反正统的思想,而接触了电影所渲染的道德灰色区域之后,无疑会带来颇多不可预期的后果。管红星说得好:“当代恐怖片极为重视对遭到毁灭的人体奇观的‘展示行为’,包括叙事和人物性格发展在内的其他所有一切,都从属于向观众原原本本地表现人类残杀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使得人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而是她或他的身体是怎样被摧毁的。当代恐怖电影对暴力‘展示行为’的偏好表现在叙事中,必然导致细节的描绘更加真切,视听的感官刺激更为讲究。”[5]这样就导致观众因为欣赏缺乏道德提醒的电影叙事而淡忘了道德的标准,使得青年人不知不觉地建立了模糊不清的道德观念,在成长中渐渐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像电影叙事中告诉他们的那样:在社会秩序被颠覆和重置的解构时代,更多地依赖本能而不是理智。
　　笔者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导演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伦理把握。在对社会人性进行纪实的同时,需要时刻警觉以提防电影作品的叙事走入歧途,也避免成为所叙述人物的个体道德的完全认同者。面对罪恶,必须予以正视和惩罚,不允许以超然甚至鉴赏的态度将犯罪行为诗意化、合法化。唯有这样,才能让青年人(包括大学生)在一个健康和谐的影像世界中自我成长。
　　
　　注释:
　　※本文为徐州师范大学2009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西方电影叙事与在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及其对策研究》前期成果之一。
　　[1] 参见[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2] 汪献平:《暴力电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3] 参见[法]克里斯丁·麦茨《电影:纯语言还是泛语言》,笈芒译,《世界电影》1992年第2期。
　　[4] 参见[法]让·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管红星:《后现代语境中当代恐怖电影的叙事特征》,《当代文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