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西北乡村的黑色寓言

　　二、现实的谜题：傻子不够用了
　　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是一个不懂生存之道的人，这不是说他不懂得如何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而是说他不懂得怎样在现实世界里周旋，他一定要把生活中那些人人心知肚明的套路拆穿，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解读复杂的人心。在浑浑噩噩的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攫取自己最需要的部分，不愿意多管闲事，这就是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
　　村长和派出所民警是典型的代表，他们作为官员与公职人员，应当秉承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但是他们在处理拉条子带过来的傻子的时候，都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尽量不惹麻烦，看似按照规章办事，实际上却是以规章制度为借口进行搪塞。
　　拉条子迫不得已贴出了启事，帮傻子找回自己的家，却由此招致了祸患。前后有三伙人来认领傻子，每个人都言之凿凿，让拉条子和媳妇招架不住。“一个傻子能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想不明白，面对着数量占优的“聪明人”，一个傻子不够用了。拉条子面对现实的窘境之时，竟然无法寻求任何有效的帮助，甚至在自己家中也要躲。尴尬的两难境地正像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一个勺子》的故事发生地是乡村和小城镇之间，传统的社会形态正处于尴尬的转型时期，这里的一切都是生硬的、笨拙的，一群人想要赶上时代的步伐，而另一群人已经被时代无情地抛弃。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人性的光芒迅速被金钱的污垢所掩盖，拉条子和媳妇金枝子在这样的社会中像是异类，拒绝放弃人性中柔软的部分，拒绝放弃善良，面对无家可归的傻子拒绝将他拒之门外。追逐利益的人在现实中艰难地生存着，疲于奔命又不知所终，讽刺的是，善良淳朴的人成为最底端的被利用的对象，成为真正的傻子。
    聪明人利用傻子来追求利益，傻子们却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影片中的三哥有一句台词：“生活就是这样”，隐约地向拉条子传达着现实的生存智慧，但是拉条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白生活到底是怎样，他戴上傻子之前戴过的残破的太阳帽逆人群而行，被一群孩子围攻，充满讽刺意味。孩子是尚未进入社会的群体，他们尚且知道攻击傻子，那么其他人对傻子的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傻子不够用了”这一现实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是导演的社会反思，“不够用”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正是因为傻子缺乏正常人的社会生活能力与理解能力，被视为无用之人，因此才会被视为“傻”，“无用之人”反而被用成一个巨大的反讽。傻子意味着弱势、贫穷、无权无势、老实淳朴，由此成为任人欺凌的对象。《一个勺子》直指现实中人性的黑暗面，意在通过傻子与聪明人的对峙完成现实的批判，呼唤人性中被资本异化的真善美的回归。
　　三、未来的答案：傻子的出路
　　当傻子成为人人可以利用的对象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同时涌现，傻子如何在现实之中谋求自己的出路？实际上，导演用隐喻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答案。拉条子的小羊是傻子的一个参照物，小羊被拉条子和金枝子照顾得很好，傻子一开始却要被赶到室外，后来夫妻二人发现傻子的心像小羊的一样单纯无害，渐渐接纳了他，并将他视为入狱的儿子在情感上的替代物，傻子对金枝子喊娘，金枝子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抗拒转变为比拉条子还要热心。然而就如同小羊难以逃脱被宰杀的命运一样，傻子也难逃被社会宰杀的命运，从影片的逻辑来看，第一个认领傻子的人未必是傻子真正的亲人，那么傻子今后的处境可想而知。拉条子作为其他人眼中的傻子同样难以避免被欺凌的命运，他的淳朴善良将自己逼入了绝境，现实中的无路可逃演化成梦中的惨剧。
　　在电影里，当拉条子遭到勒索之后，被老婆金枝子赶到羊圈旁边去睡，于是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走进羊圈，看见一个人裹着羊皮袄，睡在本该自己睡的地方，他拿出刀来，向那个人捅过去，那个人回转头，却是他自己，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恶念，一刀一刀捅过去，那个自己，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发出羊羔的惨叫声。当傻子消失后，拉条子成为傻子的顶替者，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淳朴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又痛恨任人宰割的命运，梦中的自我杀害是对现实中走投无路的境地的强烈隐喻。可悲的是，作为羔羊他至多能够对自己下手，现实之于他则是完全无法反抗的。
　　但是这部电影并非完全否定了傻子的出路，更没有陷入全然的悲观之中，在影片的结尾，拉条子戴上了傻子的残破的太阳帽逆流而行，从他身边经过的首先是影片开头在百姓大舞台上表演的人们，而后是一群孩子。既然导演意在用电影象征一个庞杂的社会舞台，那么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可以被视为演员。在《一个勺子》中，镜头在最后切换为拉条子的主观视点镜头，他透过太阳帽的红色遮光板来看待经过他身边的演员，是对当代异化的现实世界的祛魅行为，他想要过滤掉这个社会中的杂质，无论是否可能达到目标，他都在用行动完成坚守。最后一群孩子围攻拉条子，他只是默默地承受，陈建斌用这种极富象征性的影像语言传达了胡学文原著小说《奔跑的月光》中的社会观点，即在传统伦理秩序、经济关系失衡的状态下，仍然有许多普通人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坚守。这也是包裹在《一个勺子》的黑暗寓言之内所仅存的一线光明。
　　四、结语
　　陈建斌通过一个关于傻子的故事完成了强有力的社会批判，他通过影像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黑暗寓言，影片中的人物具有较为鲜明的符号性。寓言是对现实生活的缩写，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像电影中那么极端，普通人不是非羊即狼，更多情况下都处于中间状态，导演的极端化人物塑造意在为观众揭示一种可能性，这种极端化的性格是造成戏剧冲突的关键。艺术作品通过对可能性的揭示实现对现实的反思，既然在现实的土壤中这种事件存在发生的可能，就不得不令人反观自身的生活。
　　《一个勺子》为了让现实感更加鲜明，着力塑造的写实的艺术风格，既没有刻意凸显西北乡村的贫穷落后，也没有对它进行粉饰与加工，从背景环境到人物造型都在追求真实。陈建斌在一次访谈中称，拉条子和金枝子的房间就是当地农民正在居住的屋子，剧组请主人出去住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完成拍摄。另外，从摄影手法上也努力追求简单的表达效果，形式为内容让步。最终，陈建斌在最为核心的演员层面上也追求原生态的真实效果，除了几位主演之外，其他人都并非专业演员，甚至有一些人不过是临时路过的群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建斌作为一个导演并非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完成电影的拍摄，而更像是在真实地演绎自己的故事，最终完成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自指。
　　幽默与荒诞是《一个勺子》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影片通过营造戏剧冲突，描写生活的苦涩无奈实现了这样的表达效果，但是当影片最终完成自指之时，这两个特征又被解构了，它的幽默转化成了悲哀，看似好笑的情节隐含着生活的无奈，而戏剧荒诞实则来自于更为荒诞的现实。因此当影片临近结尾的时候，观众无法再发笑，面对镜头中无比真实的情节有了更多的反思，这也是导演真正想要向观众传达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勺子》的黑色寓言中，主人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
　　[参考文献]
　　[1] 张云.专访陈建斌 《一个勺子》“超龄”新导演的电影思考[J].电影，2015（11）.
　　[2] 陈建斌，周黎明，王止筠.做自己真正热爱的电影[J].当代电影，2015（07）.
　　[3] 胡学文.奔跑的月光[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