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乡村叙事”

　　总之，“改革开放”、“城市”给乡村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并没有给乡村带来“道德进步”。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著名的《长河•题记》就这样描写他1934年回湘西所见到“乡村变化”：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盒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16]

　　沈从文描写的情况，再次出现《刘老根》、《乡村爱情》的“乡村世界”中，在“现代化”的口号中，“乡村”表面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固有的“道德传统”却丧失殆尽，“乡村”比“城市”更唯利是图，并且，前面已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和城市的差距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乡村”在“城市”面前严重自卑，失去了自信和尊严。

　　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和城市不仅引起了“乡村文明”和“乡村道德”危机感，而且就连乡村的生存也面临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早期乡村剧《篱笆女人和狗》中，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一个破旧“乡村”，但这个乡村却具有一种“田园诗意”和“牧歌情调”，宁静的村庄、干净的河道，活泼的小狗、纯朴的农民和辽阔的土地，有机的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互相依赖的“生命共同体”。但现在，“共同体”正在瓦解，尤其是当大自然也遭到“现代化”侵害时，“乡村危机”就更加触目惊心。

　　潘长江、康宁导演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006）已开始接触这一主题。不过，真正的“乡村危机”却是在一种“喜剧”中展开。钱二宝在乡村开了一家工厂，工厂解决了村庄的就业，转移了村里的劳动力，也为二宝自己带来了滚滚财富，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新面貌”。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钱二宝的工厂是污染企业，工厂对村庄的土地、河流都造成了污染，甚至威胁了村民的生命。于是一场关于环境污染的冲突被电视剧用喜剧的“嬉戏叙事”戏剧性地展开。

　　实际上，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现代工业污染已不仅发生在“城市”，而且已经渗透到“偏远乡村”，本来“乡村”是要为“城市”提供源于大自然的蔬菜和绿色产品，但现在“乡村”却要到“城市”里购买蔬菜、鱼虾，来解决因污染而没有鱼和蔬菜的村民的生活问题。这种状况实在令人不安。诸葛蔚东在《媒介与社会变迁》中，也记叙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的高速发展，吉佐和子及其他人在《复合污染》等一些书籍中，揭露和抨击了现代文明对传统农业、渔业，乃至人类的危害，他们对现代文明的危害进行了反思。[17]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十分普遍，尤其在传统的江南乡村，本来的“鱼米之乡”现在已经完全“工业化”和“城市化”，村民要到“城市”里购买蔬菜、大米才能维持生活，“鱼米之乡已经没有鱼米”，这不能说是一件荒谬之事。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虽描写了乡村和工业化之间的严重冲突，但却像其他电视剧一样，仍然制造了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大团圆结局，“乡村危机”的严重性还没有被完全意识到。“城市化”、“现代化”仍然是乡村，乃至新农村发展的首要之路，我们在前面说过，这部电视剧仍然把解决“乡村危机”的指望寄托于“城市”和“现代化”，要依靠满一花、孙小丰和女乡长这些“城里人”来拯救“乡村”，电视剧试图用一种“嬉戏”的话语策略维护“乡村尊严”，并减轻因危机引发的“城乡冲突”，而这反而让“乡村”更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现代化”到底给“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除了令人震惊的乡村“自然危机”之外，当然，还有我们已提到的审美和道德问题，马克斯•韦伯在谈及德国资本主义与农村社会关系时，则在审美和精神层面，亦对今天的我们思考许多乡村问题颇多启发：

　　如果都市资产阶级已经牢牢掌握了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扎根于农村的政治精英中心，是否就要没落？而都市是否就要成为政治、社会和审美文化的唯一载体，而唯我独尊呢？[18]

　　结 语

　　从《篱笆女人和狗》、《轱辘女人和井》，到《刘老根》、《乡村爱情》、《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大陆“乡村剧”的“乡村叙事”，生动叙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描述了不同时期的“乡村景观”，讲述了不同时期的“乡村故事”；同时，电视剧“乡村剧”以视觉再现的方式叙述了在现代化总体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裂变与内在危机，这些危机值得继续思考和关注。

[注释]
[1]吴晓波：《1978-2008中国巨变》，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
[4]陈凯歌：《我怎样拍〈黄土地〉》，李晋生、徐虹、罗艺军编：《（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5]（法国）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9页。
[6]（法国）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7]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页。
[8]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0]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1]（法国）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12]这是“腾许娱乐网”对《乡村爱情》所作的一份剧情简介，还有其他一些剧情简介，都有类似的表述。
[13]（法国）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14]（英国）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岗、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5]（德国）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甘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6页。
[16]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7]诸葛蔚东：《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18]（德国）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甘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