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跨世纪的后殖民现象批判

在文化工业中的兴起，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音乐的“中西关系”、“雅俗关系”、“新旧关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这场讨论还涉及对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音乐教育的反思。就“中西关系”的讨论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意见。

（1）本土主义，排斥西方音乐文化，但是却往往跳不出西方话语的框框。这些人认为，中国20世纪的新音乐和音乐教育所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因此应当否定。杜亚雄因此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基本乐理》（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1995。），希望它能结束西方音乐基本理论统治中国音乐教育的现象。然而，编写“乐理”这一举动本身沾染着浓厚的西方色彩，因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并没有社会化学校体系，也没有适应学校教育体系的“乐理”之类。而且，诸如“和声”、“曲式”等概念，也不得不与西方音乐并用。管建华强调与西方对话必须以平等为前提，反对从世纪初延续至今的不平等。他同时指出反对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人先提出来的，我们的反对本身依然是跟着西方走，这是很令人尴尬的（注：参见《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127—132页。）。这种“尴尬”所表明的正是难以避开西方话语控制这一困境。

（2）反传统，或“拿来主义”，否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于现代化的价值，认为它不利于现代化，主张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即只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东西，无论是否西方的，都应吸收。这些学者，如中央音乐学院的蔡仲德教授，特别强调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和人本主义精神，对传统进行“大换血”（注：参见方沐整理的“北京—福建现代音乐研讨会发言纪要”，载福建艺术研究所《现代乐风》第10期，福州，1992，126—127页，以及蔡仲德于1998年1月2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讲演。当有人问及蔡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时，他说：大部分是不好的。本文作者做了笔录。另请参考蔡仲德的文章“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主要观点见他的文集《对音乐的人本主义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调和主义，或改良主义，强调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这种观点沿袭了世纪初“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毛泽东“洋为中用”的主张。持这一观点的人最多。官方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主体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