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跨世纪的后殖民现象批判

（4）世界主义，或“超越派”，主张超越“中西关系”。高为杰认为现在世界已愈来愈小，小成“地球村”，我们都是该村的公民，因此不要再分东方、西方（注：参见方沐整理的“北京—福建现代音乐研讨会发言纪要”，载福建艺术研究所《现代乐风》第10期，福州，1992。）。陈其钢、瞿小松等表示自己现在认同的身份已不是刚出国时所认同的那样，已经从“中国作曲家”转变为“世界作曲家”或自由个体作曲家，至少不必强调创作的“民族风格”（注：参见《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1期，22—23页，以及《中国音乐年鉴·96’》，61页、64—65页。）。中央音乐学院的陈自明教授认为，刚成立的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1996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又反对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注：在中国“第一届世界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一次预备会上的讲话，北京，1996年9月。）。作为首任会长坚持这样的观点，该学会具有全球立场的倾向就很大了。该会副会长王耀华出版了《世界民族音乐概论》（1998年），也从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两方面表现出“超越派”的姿态。

直至现在，在如何看待西方音乐文化与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大陆音乐界依然很少有人直接应用后殖民批判的武器。但不是完全没有人涉及后殖民批判领域。例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韩钟恩（注：请参阅《中国音乐年鉴·92’》韩钟恩文。）、管建华（注：管建华：“新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文化美学评估”。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等。在本文作者看来，获得一种超越性立场是进行有效的后殖民批判的前提，也是解开“中西关系”这个历史死结的出发点。纠缠于“中西关系”、在没有消解“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情况下谈论“民族性”、在没有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情况下选择音乐发展道路，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陷在后殖民主义的泥坑里不能自拔（注：宋瑾：“世纪末反思——关于音乐的民族性”。载广西艺术研究所《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南